有一个学生，后来曾在政法学院的曾秉钧先生，我们经常是以推敲的方式读书，这对我的益处也是很大的。
参加《哲学评论》的人有冯友兰、有我，以后有贺麟。但是，特别重要的两位先生是瞿菊农和林宰平。具体的事情，主要是瞿先生去办的。钱是尚志学社提供的，而这就靠林先生。这里说具体的事情，其实就是一大堆琐琐碎碎的事情，不知道瞿先生是如何处理的。这使我非常之感激。他是学教育的，对哲学很有兴趣。不知是在这以前还是以后，他参加过定县乡村工作。抗战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了。
《哲学评论》是在北京出版的，在北洋军阀时代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后来问题发生了。南京要我们去开会，瞿、林都没有去。那时候贺麟和沈有鼎先生都回国了，都预备去开会。我们的安排是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的人打交道。我的任务是坐在沈有鼎先生的旁边，阻止他发言。南京的人出来讲话的是陈大齐先生。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或教务长，这时是南京的大官，可能是考试院的副院长。他说了什么我没有听见。沈先生果然有两三次要发言，都是我把他的衣服抓住，阻止了他发言。在这里我借回忆的机会向他道歉。为什么有这个安排的必要，我不太同意，可我还是执行了。这件事有机会应同贺、冯两先生谈谈。他们碰到了什么伤脑筋的事，我不知道，要他们自己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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