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历史学家所写出来的不同类型历史学之间的差别予以形式化，怀特试图确定历史学的风格。从编年史到历史学，这是第一次形式化（这里的“历史学”是指按时间顺序进行切割，这让某些事件做开头，另一些当结尾）。但真正的历史学必须要有解释。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实际上结合了三种解释模式：情节、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它们的组合确定了历史学著作的风格。
在第一个层面上，怀特区分了四种情节化：浪漫的、讽刺的、喜剧的和悲剧的。在浪漫式中，历史学就是一位英雄的历史，这位英雄最终获得胜利并使得善战胜恶。喜剧式的历史学以大团圆收场；其美满结局让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社会之间达成和解。在悲剧式中，既没有胜利的英雄，也没有全面和解。这并不是说叙事的氛围就必然是凄凉的：这里的“悲剧”用的是它在文学上的意思，在这层意思上，历史刚一开始就已经宣告了其结局，历史学的目标就在于解释诸种力量互相冲突这一本性。由此看来，很明显，托克维尔体现了悲剧式，而米什莱是浪漫式的典范。讽刺式表现了人是世界的俘虏，而不是主人；读者至此处会感到失望，因为历史学和解释仍悬而未决。
在第二个层面上，怀特区分了四种论证形式，也可以说是四种普遍的解释模式：形式论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和情境论的。形式论的论证强调诸多不同行动者的唯一特性，强调是什么将它们区分开来；它偏好历史场域中各不相同的、活生生的特色和特性。米什莱与一般而言的浪漫主义史学就属于这种论证形式。有机论的论证更为综合、完整；它认为个体聚合起来组成整体；历史学成了先前四分五散的整体的合并与凝聚；它就这样朝一个目标而去。机械论的论证更具还原性：事实表现出机制，它们服从于原因，即服从法则；数据阐明了这些规律性。马克思是这种论证的典型，但怀特在托克维尔那里也同样看到了它，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众多机制的本性不同，但它们更系于制度的原则。最后，情境论的论证试图将每个元素与其他所有元素联系起来，试图表明它们都是互相依存的；它关注的是时代精神。
在第三个层面上，要考察意识形态蕴涵的种类，即历史学家对社会的大致态度。怀特用了四个术语来描述，他并不直接使用这些词在政治学中的含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的意义中）。自由主义者想要在一种稳定的结构关系内部通过制度的更替来调节个人以适应社会；他们面朝未来，但把乌托邦放到视域中十分遥远的地方，以使之不能在眼下实现。托克维尔显然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保守主义者想要的是与自然世界中类似的那种演进；他们更朝向过去，致力于逐步构造当前社会。激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更倾向于接受或更愿意要灾难性的变化，但前者想要立即实现乌托邦，而后者则认为乌托邦是在遥远的过去，尽管它也能在任何时候重新实现。在这种意义上，米什莱在怀特眼中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梦想着一种革命性的失序，而是因为未来的任何社会都无法实现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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