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决心很大，发动“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气焰，并且雷厉风行。
中宣部派出干部参加社会“五反”运动，主要用意在于密切机关和社会的联系，了解社情，了解实际，便于开展宣传工作；同时有利于培养干部，增长其社会知识，因为离开小办公室，融于社会，深入群众，会更好地认识社会，认识世界。我到北京参加“五反”运动期间，胡乔木同志亲自到我所在的工作地点详细了解情况，并嘱我回到机关要向他汇报。后来我从北京工作地点回来以后，向他作了具体的汇报，而且他问得非常详细。当时他是中宣部副部长，又是毛主席的秘书，他对运动深入了解，与他的工作相关联。
北京市从1952年1月开展“五反”，1月中旬开始组织100多个检查组，进入私营不法商店、企业进行检查。我被任为一个检查组的组长。成立检查组是“五反”的主要行动。当时听了许多报告和动员，包括市委领导的报告，我还聆听了彭真和薄一波同志对“五反”运动的专门报告，后来也听过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同志的讲话，都是对“五反”的部署和工作的意见。
1月中旬，我们这个检查组被分派进入一个商店。所有检查组进入的私人商店和企业，都是由市里指定的。进入以后，归区委领导。我们进入这家商店是在崇文区，所以我们归崇文区委领导。当时崇文区的区委书记是宋汝芬同志，我和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宋的原则性很强，又很灵活，很实在。我们进入的这家私人商店是一家对外的贸易行，他们人数不多，连经理和伙计也只有十几个人。一天傍晚，我们带着神秘感，开进了这家商店。检查组除了我是组长以外，还有十几位同志，他们来自各个方面，除作家赵树理和机关同来的同志和我熟悉以外，其他全不认识，其中有市公安分局的、税务部门的，还有北大临届毕业的学生以及一些商店中的工人骨干。我们这个检查小组人员组成很齐全，社会知识面较宽。我们进入商店以后，真是如临大敌，把他们的经理、襄理和会计等主要人员，分别隔离起来，令其交代问题，告诉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搞了几天，没有搞到多少材料，只是他们坦白了一点点。据说这家商店是有名的，他们往国外也出售一些古董，但是许多古董是假古董，赚外国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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