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管理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早期大部分管理研究是在工业文明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完成的，发展出的组织与管理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管理的“美国理论”——具有明显的“情境专有性”（context sensitive）。例如，金融领域中广泛应用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基于的假设是“资本市场是由大量的独立投资者所塑造的”（Brealey and Myers，2003）。这种假设实际上对于世界上大部分资本市场都不适用，例如，不少国家的资本市场受控于少数几个家族企业（如韩国的三星、LG等）。该理论显然也不适用于中国——“新兴市场”、“制度不完善”、“政府干预”、“国有产权虚位”，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关于企业“代理人”（agent）、“追求利润最大化”、“股权分散”等西方理论的基本假定在中国不成立，因此，完全倚赖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也不太可能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实现。在“经济人”、“市场导向”之假设与原则下，作为美国理论的践行者，连美国商学院培养学生的模式也偏向于高度的市场导向。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有人质疑是美国商学院培养了过度贪婪的人所致（漠视传统人文精神，企业短期目标不能服务于长期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
可惜的是，“美国理论”发展的先动优势，长期以来迫使其他国家学者要对管理理论的美国版本做出回应：拓展之，或者反驳之。美国经济发展又处于优势地位，世界各国都有学习先进、向标杆看齐的迫切需要，“美国理论”便被各国学者奉为管理学“圣经”，少有反驳之企图，而是前赴后继地验证、延展并光大“美国理论”。用于解释美国管理和组织现象的“美国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里给管理研究的议事套路定下了基调，而管理现象的文化特殊性往往被忽视。即便我国有学者（如成思危、李占祥、席酉民等）意识到发展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性，但是迫于美国模式的强大和学术机构排名之压力所传导的评价与晋升规则钳制，鲜有学者致力于构建和发展新的真正适合于中国企业与组织的管理理论。
中国经济文明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演进特征，那些最初旨在理解美国管理和组织的研究议题和套路，可能并不适合于理解中国的管理与组织（Tsui，2006）。中国企业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熏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从单一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转型、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中，处于这样独特的生存环境中，中国企业尽管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营运成就，但是历来在制度建设（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方面相对薄弱，具有普遍较低的管理成熟度，面对很多独特的发展问题。事实上，中国企业中存在着大量西方学者看不懂也法依据西方理论解读的现象与独特的管理实践，因此，中国学者面对的是一块肥沃的理论土壤——对于我国企业管理研究者而言，这正是一个形成原创性贡献的机会（伊志宏，毛基业，2009）。特别是当全世界的目光都不约而同投向中国之时，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承担起更伟大的知识贡献之使命，而现实的途径之一便是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所谓“本土的才是世界的”，意味着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及其思想要真正被全人类之管理知识库吸纳，必须认识并高度尊重本土情境特征，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独特价值和贡献的管理理论，指导中国企业与组织获得更伟大的成功。
构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需要所有中国管理学人付出可能是几代人的努力，在被西化“绑架”的中国管理学界，真正能够形成“破冰”效果的学者（或机构），需要有卓越的学术地位、智慧与勇气。创办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的徐淑英（Anne S. Tsui）教授，以《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为平台，于2009年初开展了关于创建“中国管理理论”或是“管理的中国理论”（theories of Chinese management versus Chinese theories of management）的大讨论。Barney和Zhang（2009）认为，即便是那些发表在西方顶级学术期刊上的中国议题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为了寻求一种“中国管理理论”。这类研究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境性边界进行了延伸研究，但是对现有理论发展知识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贡献（Whettern，2009），并不是寻找对特殊问题的新解释。Cheng等（2009）认为这些研究事实上可能限制对与中国管理有关的重要现象的发掘和理解，提倡发展更多的“管理的中国理论”（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毫疑问，发展用于中国管理的中国式独特路径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需要学者们跨越以往倚赖的学习路径，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制度压力和学术的“交换价值”之诱惑（孙继伟，2010），展开饶有兴趣却“殚精竭虑”的研究努力（Barney and Zhang，2009）。
中国管理学者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方面，先后有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东方管理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李占祥教授（矛盾管理理论）、西交利物浦大学席酉民教授（和谐管理理论）等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取得了可喜成果。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的管理研究，可能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1. 这些相对有影响力的理论，其表现形式可能主要集中在思想和方法论层面上，实证检验的操作性不强，更严肃地讲，这些理论中绝大多数可能并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理论——理论的根本特征是可被“证伪”，现有的很多“中国管理理论”难于以逻辑实证之方法证伪。
2. 另有一些研究主要探讨中国管理艺术或者中国企业管理方式，是大量的管理务实研究与实践，是企业家哲学和老板文化，这类观点往往更加强调对于“人”的管理艺术，忽视制度和管理的科学性，往往令人产生误解：中国特色的管理就是家与私人人际关系的管理。
3. 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不能回避西方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如果刻意回避，企图另起炉灶，只能将自己逼向偏颇（夜郎自大）、孤立的境地。因此，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构建之初，必须树立起“在同一/通用的语境体系中”（虽然很难）与西方理论平等对话的信心。应正视西方管理学并评价当今西方管理学研究的价值，评估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引入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价值，并探讨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与西方管理理论方法的结合。显然，目前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
出版本书的初衷在于从源头上梳理一些重要的管理理论，介绍这些理论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并希图对未来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前瞻性建构。这种努力是在中西比较甚至是中西对话的层面上进行的，因为我们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须致力于收集整理或创新发展那些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理论、能对西方理论形成补充、有效指导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应该是一系列有着显著中国本土特征、闪耀着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管理智慧的理论集合，并非三两个零星闪耀的理论或思想。构建中国本土理论，我们不是要摒弃已有的中国式管理理论成果而另起炉灶、大包大揽发展出整套本土理论，而是希望整合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者以及各方外部力量，从管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角度（以及跨学科领域）进行探讨。在选题上，本书主要对企业制度、创新、领导力、雇佣关系、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进行了探讨，意图并不在于起到发人深省的效果，但是希望能对致力于这些领域研究的中国管理学者，提供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参考。限于水平，本书呈现的观点，定有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敬请各位读者原谅。
本书的出版，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项目号：10XNI037），编者也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诸多编辑的热心支持，特别感谢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诸位研究人员付出的辛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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