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本自由度的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代序)
《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与企业观察》课题组
任何一个经济体，均存在三大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资本三居其一。我们把企业在资本保有、获得、使用和流动方面的自由称作为“资本自由”，它直接构成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自由的重要维度。
随着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外著名机构推出世界、区域以及国别经济自由指数，人们对其所面对的经济自由障碍及其危害日益警觉和关注，许多国家的政府也日益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经济自由指数得分和排序。与这些机构不同，《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与企业观察》课题从2005年以来持续关注中国各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因而也有助于部分解答上述问题。
在中国，研究企业的资本自由及其障碍有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把一国的“死资本”变成“活资本”（德·索托，2005），使得资源朝着回报率较高的方向配置，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由此增进全民福祉。增进资本自由，扫除障碍，体现最大的国民利益。
我国不同省区民营企业所处的生存环境存在众多差别。它们在拥有资本、取得资本、运用资本和资本流动方面享有不同大小的自由度，影响到我国各省区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一问题。有必要明确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课题的背景与立意，界定资本自由的概念，分析增进企业资本自由的重要性，探讨为资本自由设置障碍的“借口”及其弊端，梳理企业资本自由所可能面临的障碍以及出路，总结中国企业不自由的现状与后果，略述企业资本自由的研究与测度方法与结果。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的分析框架。
一、背景与立意
根据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2013年报告》（Gwartney等，2013）：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的关键要义是个人选择、自愿交易、自由竞争和对个人及财产的保护。为保障自愿交易、自由竞争和保护个人及其财产所提供的制度和政策，是与经济自由相一致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是自由企业制度。自由企业制度是经济效率的代名词。而市场经济的运作基础就是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自由。一个国家依仗于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效率，实现经济效率的过程既是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生产要素朝着回报率更高的方向配置的过程，也是各种生产要素拥有者各自按其投入获得初始分配的过程。在一国经济自由程度越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生产要素从无回报率或者低回报率朝着高回报率的地方配置的程度也越高。经济自由意味着生产要素更倾向于获得高回报率的初次分配。经济自由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可观的税收收入，从而为经济产出在一定规则下的社会再分配（也就是二次分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Eucken, 1952/90)认为。在一个竞争秩序下，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达致的一次分配，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不公平问题，另有一部分不公平问题，则可以通过有限程度的二次分配即再分配来解决。_
正因为经济自由对于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蕴，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每年都要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年度报告》，尤其是世界经济自由指数。该报告按照一定的指标度量152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加以评分和排序。该研究所也是最早发布经济自由指数的机构。比如根据该所的《1997年度世界经济自由报告》，我国1995年的得分为5.6分，在全部被衡量的12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6位；根据该所《2013年世界经济自由报告》，我国2011年的得分为6.22分，在全部被衡量的15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3位（Gwartney等, 2013）。
上述发展也促使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我国的企业资本自由在国际上的得分和排序如何？我国各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得分和排序如何？其原由何在？
显然，本课题不是旨在回答我国企业资本自由在国际上的得分、排序和原由，而是意在研究我国各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得分、排序和原由。
二、资本自由的概念界定
资本自由这一概念的含义应从资本的含义谈起。什么是资本？资本有很多定义和引申的意涵。在财务管理中，“资本”代表公司股东已经认购股份的资金总量，股东因此相应地获得了该公司的股份（Samuelson 2001）。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资本相对于土地和劳动力而言，与后两者一起，构成经济体中的三大生产要素。但是，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统一的资本概念定义。根据萨缪尔森，在经济理论中，资本指的是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中的一种，由用于生产过程中的耐用品构成（Samuelson 2001）。曼昆（Mankiw 2004）则把资本简单定义为“建筑物和机器”。通常而言，资本是指用来创造更多财富的金融资产，通常不包括土地与劳动力。在这种定义中，强调资本带来超出其投入本身的价值，资本包括货币、有价证券（股票、债券），即专指那些能够用来购买工具、机械、房屋，运输工具、劳动力等一切商品生产的必需品。
企业的资本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命脉。秘鲁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引用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资本是提供市场经济动力的发动机，并指出了西方国家是如何通过所有权机制将资产从“死资本”转换为“活资本”，发挥资本的作用。
最为革命性“资本”定义来自于熊彼特。根据熊彼特的革命性看法，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Schumpeter, 1912)。_这里，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因此，本项研究指涉的资本，一方面借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另一方面纳入熊彼特的创新视角。资本因此主要涉及作为金融资产的资本和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耐用品的资本。资本的投入是为了获得回报。与消费物品不同，资本构成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力，是推动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油。
在界定了资本概念之后，我们需要界定资本自由的概念。该概念取自于其英文对应术语“capital freedom”, 属于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习惯用语。该研究所副所长詹姆斯·A·唐恩(James A. Dorn)就曾于2004年发表过《为了中国的资本自由》(Capital Freedom for China)。虽然唐恩所言与本文中的资本界定相符，但其并未界定资本自由的含义。我们根据自身对资本的界定，提出资本自由这一概念应该涵盖以下几个维度的内容：
- 保有资本的自由；
- 获取资本的自由；
- 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由；
- 资本区际和国际流动的自由。
其中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由主要涉及竞争性行业、公用事业领域以及金融业的进入和退出自由。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保有资本的自由看作为狭义上的产权保护，把获取资本的自由、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资本区际和国际流动的自由连同保有资本的自由一起看作为广义的产权保护。
三、增进资本自由的重要性
对待资本问题上，存在很多反直觉的效果。这就需要我们对资本自由进行学术论证，即我们为什么需要资本自由？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为资本自由进行辩护，即道德上和功利上，道德上强调它本身的价值，功利上强调它的结果的价值。
资本自由的道德正当性，可以从道德和伦理上论证资本自由的合理性。只要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是正当的，资本自由也就是正当和必要的。换句话说，资本自由来自财产权和经济自由这样的天赋的个人基本权利。有了资本自由，才有财富增殖，才有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改进，物质的丰裕，文化的发达。即便存在经济上或者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资本自由带来的财富增长，为整个社会的大幅度“卡尔多改进” (Kaldor improvement)创造了条件。所谓“卡尔多改进”, 就是指这样一种结果或者状态，在其中，市场进程或者社会变革虽然导致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但是财富的足够增长足以使得受益者在补偿损失者之后仍然保持满意的正收益（Hicks,1939;Kaldor,1939;Posner, 2007）。不过，这里具体的“卡尔多改进”仍然需要受制于一整套的宪政规则，这些规则比如包括把产权保护是作为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简化税制，加征较低的税率，没有“三乱”（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
资本自由为什么重要？资本自由意味着为自己的资本获得最高回报的自由。资本自由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要。资本持有者在创造财富过程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经济领域，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企业的最大压制经常就是对资本的垄断和资本自由的压制。这种垄断和压制的存在对于个人的潜能的发挥是十分不利的。民营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其保有、吸引、获得和利用国内外资本的能力。而资本自由对这样的能力可起巨大的强化作用。反之则对资本自由的障碍可起巨大的限制作用。
资本自由的功利正当性，可以从资本自由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进行论证。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化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维护经济的自由度，首要的条件就是要保障民众的私人产权。资本自由和私人产权是经济繁荣的保障。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尚未完成。中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是从无到有，但是并不完善。资本自由程度仍然很低。
资本自由有助于实现有限政府、法治和财产权保障。缩小政府的活动和干预范围，限制政府可以动用资源的自由裁量权，促进公平竞争，减少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纳税人省钱。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尤其是资本自由，而不是通过在资本市场大有为来销蚀公民的资本自由。反过来，资本自由的发展，有利于公民个人能力的提高，增加市民社会的力量，形成对政府权力的必要限制。资本自由的进一步发展，也要求与之配套和相关的法治环境的发展，要求所有的交易都在法治的约束之下，包括政府本身也必须遵循法治的逻辑。
正如自由是免于强制一样，资本自由同样需要免于强制。资本自由，和经济自由一样，取决于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干预程度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程度。政府的干预越少，对财产权的保护越有效，资本自由程度就越高。一旦政府对资本干预少，财产权得到保护，企业家就会有动力通过对资本的保有、获得和利用来获取回报，从而带动经济持续增长。这正是这个意义上，德·索托(2005)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指出了财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六个效应，即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把分散的信息引入一个体系，建立责任制度，使资产能够互换，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保护交易等。
四、为资本自由设置障碍的“借口”及其弊端
在反对资本自由的“借口”和“理由”中，有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资本自由只是保护“资本家”的自由，资本自由促使“资本家”财产合法化，资本自由促使“资本家剥夺”工人合法化。简而言之，资本自由给少数人带来福祉，而让大多数人遭受损害。其实，资本自由不仅仅与“资本家”有关，它与每个人都有关，更不是“资本家”独有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
谁是资本不自由的受益者，谁是资本自由的受益者？为什么不发达的国家只对权贵和富人有好处？在资本不自由的地方，穷人就很难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而富人则容易得多。没有抵押物，难以得到抵押贷款，可供抵押的东西越多的人得到贷款越容易。由此可见，限制资本自由，富人和权势者受益，而穷人和普通人受损。在资本自由不发达的社会，典当和“高利贷”几乎是从家族之外获得资本的唯一办法。夏洛克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中，典当物是一磅肉。以人肉为典当物是残忍，但是不等于交易不公平。
相反，资本自由大大地扩大的公司和创业者乃至普通个人的成功机会，扩大了经济自由乃至其他自由，对一个社会的繁荣也积极重要。资本自由恰恰不是只保护“资本家”的自由，而是给每个人都带来自由，无论是创业者，中小企业，工人，还是整个社会。
资本自由对于个人的创业是极其重要的，对工人也是如此。工作的流动性增加了对资本自由的需求。没有资本自由，就业的自由就收到了极大的限制。受害者是那些现在还是员工的雇员。资本自由首先对员工有好处，增加了员工对雇主的独立性。如果他们由于缺乏金融自由而创业艰难，他们只能在他们不喜欢的雇主下受气。
中小企业同样也是资本自由的最大受益者。融资难度越来越小，这也导致此前中小企业弱势地位的改变。资本的可获得性越高，个人与企业的经济自由程度越大。资本市场的发达有助于培育小企业、新企业，从而使得更多的人有创业的机会。现代竞争法维护的是一个竞争秩序。在竞争秩序框架内，中小企业的发展允许受到促进，大型企业如果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则要受到惩处。
资本自由也可以使工人获益，工人的权益得到更多保障。资本自由的增进迫使企业更多地重视工人的利益。资本自由导致企业把人而不是资本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因为资本可以自由获得（但不是无偿）时，技能、妙想、勤奋和好运才能被组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资本自由还可以促使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扩展市场本身的作用范围和规模。市场配置资本的能力非政府所能比拟。只有市场才能使得资本从无回报率或者低回报率朝着高回报率的地方配置。在此市场可以依赖多个供给者和需求者的互动使得这些经济主体成功发现和利用有关各种市场机会和风险的无数分散知识，从而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而政府配置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
五、资本自由的障碍及其出路
与资本自由的涵盖范围相对，资本自由的障碍可以区分为：
- 保有资本的自由的障碍；
- 获取资本的自由的障碍；
- 行业进入和退出自由的障碍；
- 资本区际和国际自由流动的障碍。
从总体上看，一国政府的法规和政策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为具有保护性的法规政策，另一类为具有掠夺性的法规政策。一国资本自由最大的障碍是政府对私人财产的可能掠夺，对资本获取权的垄断，对个人获得资本自由权的剥夺，对个人财产权的限制。政府如何从资本自由的障碍转化为资本自由的促进者和保护者，这是许多转型国家在市场经济进一步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金融角度看，一国政府对金融的垄断，会导致国家对经济和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垄断。如果经济活动应该是市场化的，金融作为最强有力的经济工具就不应该属于国家的。国家垄断的金融常常把个人、尤其是私人拒绝在大门之外。到是市场化的、民营的金融，希望自己的顾客越多越好，给大家融资的机会才最大化。因而通过拥有财富的权力增加了个人的权力。任何其他金融形式什么能比市场的金融更能增加个人的经济自由呢？
正如中国市场化改革是以政府退出干预经济领域，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保障一样，中国的资本自由同样需要政府退出资本市场，保障个人成为资本市场的最大获利者，保障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允许公民个人使用和拥有各种资本形式，尤其是以货币为主的资本。
资本自由要求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要求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管制。这就要求政府退出资本市场，政府不再成为资本市场的拥有者和参与者，而仅仅是资本市场的规则制定者和裁判者，就像裁判不能穿上球衣商场打球一样。
资本自由要求公民个人拥有、使用、转让和获取各种资本的自由。货币是取得资本品的最重要的手段，资本的自由化首先要求货币的自由化。资本市场可视为利益最大的市场，政府退出资本市场，归还资本自由，是不与民争大利的最大“亲民”措施。资本自由还需要公民个人能够使用资本从事交易和创造性活动，这种交易和创造性不因政府的限制而受到限制。
资本自由要求资本市场的非政治化，要求破除对资本的政治和行政垄断。利率是民间的资本市场自行决定，由此也决定这一市场为效率市场。在政府控制之下，国有银行的信贷发放是歧视性，降低了资本的使用效率。一方面，资本短缺，需要吸引外资，另一方方面资本不自由和歧视性的金融制度又大大降低了资本利用效率。亚洲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腾飞，金融市场的开放及资本流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自由化将直接加强韩国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能力，而市场扩大化则将促进资本市场运转的效能。
资本自由的落实是一连串的事件。保护私有财产权、资本市场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资本的迅速增值。资本流动的越多，在同比之下，增值的速度越快。资本自由带来双赢，金融部门自由化的好处：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吸引新的投资。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不论是投资项目而言，还是合作对象而言。如果中国经济要想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就需要真正的，不是虚假的资本市场，私人的不是国有的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服务的、而不是为国家圈投资者资本的资本市场。要打破金融垄断，允许境内外的企业自由取得资本，允许发展私人资本市场。
六、资本不自由的现状与后果
正如增进资本自由是一连串的事情，同样资本不自由也表现在一连串的事情之上。资本自由取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财产权的保护程度。结合本文对资本定义的限制，我们认为资本不自由表现在各个方面，既表现在资本的获取、使用、交易和收益权保障等整个资本流动过程中，也表现在各种资本产品种类的限制、管制和不自由方面，还表现在外地与国外资本的联结和沟通方面。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和其他大型企业的选择性扶持，也是对中小企业资本自由的障碍。比如政府补贴大型企业（比如农业部对全国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大额补助）给予后者更大的“资本自由”，其实就对中小企业的资本自由构成了严重歧视和损害。
我国最初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不是依靠市场和价格手段来进行管理，而是采取直接的管理或控制的方式，对资本流动分门别类进行直接管理。在渐进性的改革开放模式下，伴随着国内经济的自由化，对外部门的改革也在进行，资本流动的管制不断放松。间接融资市场开放在先，直接融资市场开放在后。中国开放其证券市场相当缓慢，股票市场是通过严格分割进行管制的，大部分的投资工具对外国投资者都是被禁止的。
中国的固定收入证券市场仍然对外国资本是封闭的，而海外债券发行方面中国在近年来的增长是相当快。中国实行统一的外债计划和严格的集中管理的审批制度，推行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外汇体制改革逐渐从严格的外汇管制到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性，而对资本项目下至今仍然保持总体上相当严格的外汇管制。
中国资本流动的特征表明，中国实行的是资本管制，对资本的流动采取的是直接的行政管理为主，对不同的资本流动实行非对称性的管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经常项目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实现，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在不断增加。就资本流动的构成来看，官方或官方担保的资本流动在下降，而非官方或“私人”机构的资本流动份额在增加。同时，规避资本管制的资本外逃规模越来越大。
因此，即使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交易的管制，通过私人部门的套利行为，中国资本流动越来越受国内外市场因素（例如，利率、汇率等）的左右。在资本外逃规模达到一定水平的条件下，即使国内不存在相应的风险规避工具，投资者（避险者）也能通过将资金转移到国外金融市场的方式进行各种风险的规避，这意味着国内经济主体与海外主体所面临的无风险利率趋同。由此可见，中国的事实资本流动程度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呈现增加的趋势；国内金融市场的事实开放度也在不断上升。
所以，要限制政府从控制货币的过程中谋取非公共利益，杜绝政府独揽从社会汲取财富的管道，要总体上使得政府不成为生产者，而仅仅是消费者。政府对货币的垄断与控制被证明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灾难，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损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由于缺乏真正的资本市场，中国正在错失资本增值的机会，减弱了革新和创造财富的激励因素。没有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就无法发现企业的真实价值，而如果无法发现企业的真实价值，企业家就不可能竭尽其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社会生产就落在其可能性边界以内，而且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也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而不能进一步拓展。
正如裁判打球必然导致结果扭曲，政府在资本市场打拚必然也扭曲竞争结果和价格。目前人们对资本自由存在如下疑虑：资本的自由流动固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明显，但也同时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挑战。而面对这种新的挑战，唯一办法就是进一步促进资本自由，保护财产权，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得资本的流动和运作遵循法治的规则。也就是说，我国需要遵循哈耶克所主张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Hayek,1973）。
七、资本自由的研究与测度
我们有必要了解全国和分省资本自由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只有了解资本自由的现状和问题，我们才能够找出差距，采取改进措施增进资本自由，由此增进全民福祉。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与企业观察》课题组迄今为止就以下内容进行研究和观察：
- 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指数研究；
- 企业资本自由观察；
- 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的现状与问题
- 企业资本自由国际经验研究。
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指数研究也是本课题的核心项目。其他分项内容虽然有其自身的内容完整性和必要性，但均附带服务于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指数的研究。
在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指数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建立了中国分省资本自由指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方面指标和分项指标组成。其中那些分项指标分属于政府及制度因素、经济因素、货币供给与金融发育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这四个方面指标。这些指标主要用于从企业角度衡量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指数。这些指标从各个角度衡量了资本自由的各个维度，即保有资本的自由，获取资本的自由，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资本区际和国际流动的自由。
有关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指数与本分析框架一起，形成完整的中国企业资本自由研究内容。各级政府，尤其是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可以参照各省资本自由指数得分和排序，找出本地区资本自由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尤其是分项指标值差距，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发展战略，亡羊补牢，取长补短，增进资本自由，促进全民福祉。地方政府围绕增进资本自由的竞争，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治理绩效竞争，其高明程度要远远优于当前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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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
——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茅于轼
★感谢冯兴元、毛寿龙及其同仁的努力，写出这部价值极高的著作。本书值得所有人细读。决策层能看到全国哪里的市场化进程最慢，地方决策层能知道为什么本地资本自由化落后，学者能从中研究制度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投资者可以找出哪里有最好的投资环境，业者和学生能发现在哪里从业会最有前途。只有跨地区的竞争，才能让全社会整体富有。——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陈志武
★经济决策与商业活动的一个核心特点是资本这一关键增长要素的自由配置程度。本书聚焦于对这一核心特点的分析，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大有助益。——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德中管理学院院长 何梦笔
★利用资本自由度指数来考察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研究史上的一次伟大贡献。历史研究表明，资本自由是开启其他所有自由之门的钥匙，它能为社会的繁荣、进步与和谐提供生长的沃土。地区间的竞争是推动现代中国发展的积极力量。通过对各省资本自由度的评估和测度，该研究为促进中国地区间的竞争搭建了良好的互动平台，这无疑将有益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美国卡托研究所副所长 汤姆·帕尔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