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债务比例方面，张文魁（2000）在总结国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的制度特征，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指出，企业债务所发挥的公司治理效应（效率）以偿债保障机制为基础，而中国的偿债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与完善，从而限制了债务融资积极效应的发挥。李义超、蒋振声（2001）以托宾Q值度量企业绩效，基于1992～1999年3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截面数据模型与混合数据时序／截面模型（PooledTS-CS）的实证表明，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度量）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何卫东、张嘉颖（2002）以托宾Q值度量企业价值，利用1997年107家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研究显示，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度量）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法人股与债务比例的交互关系则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汪晓春（2002）则通过构建两阶段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了债务比例对企业创新投资决策（提高产品差异化为目的的投资决策）的影响，指出债务比例的提高对创新投资决策存在负面影响。程惠芳、幸勇（2003）以主营业务收入度量企业成长性，基于1994～2001年131家沪深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时序数据模型的研究表明，债务比例（债务总额与所有者权益之比度量）对成长性存在较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曹廷求等（2004）的实证表明，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度量）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负向影响在低成长公司更为明显。童光荣、胡耀亭（2005）以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度量成长机会，利用1994～2001年239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参数/非参数检验与多元回归分析的实证显示，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度量）与成长机会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童盼、陆正飞（2005）则基于1999年803家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分组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债务比例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发现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度量）与投资规模（投资总额增量与期初资产总额之比度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受投资项目风险程度的影响。吕长江等（2006）分别以主营业务收入与净资产的增长率度量企业成长性，利用1998～2001年2798家沪深上市公司的混合数据，采用分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实证表明，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度量）与成长性之间存在总体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受到企业绩效的影响。杨兴全（2007）以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比度量企业成长性，基于1996～2004年17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研究表明，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度量）对低成长企业的成长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高成长企业的成长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陈晓红等（2008）以因子分析法计算的成长性综合指数度量企业成长性，利用2002-2005年205家中小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与二次曲线回归模型的实证发现，债务比例（债务融资因子度量）与成长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褚玉春、刘建平（2009）分别以资产报酬率与权益净利率度量企业绩效，基于2001～2007年485家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法的实证表明，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度量）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董黎明（2010）以因子分析法计算的绩效综合指数度量企业绩效，利用2002～2006年79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研究表明，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度量）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谭庆美、吴金克（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度量）与成长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段伟宇等（2012b）以因子分析法计算的成长性综合指数度量企业成长性，基于2008～2010年60家上市创新型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却显示，债务比例（资产负债率度量）对成长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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