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欧洲当代历史与政治、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对外援助等。主要著作包括：  《福利的解析》(1998)、《对外援助与现代国际关系》(主编，2002)、《国外社会福利制度》(主编，2003)、《欧洲文明的进程》(合著，2003)、《中欧伙伴关系：差异与共性》(主编，2004)、《福利国家向何处去》(2006)、《外援在中国》(合著，2007，第二版2013)、《欧盟是怎样的力量》(主编，2008)、《欧盟治理模式》(合编，2008)、《中国人的国际观》(副主编，2009)、《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合编，2010)、四卷本《社会保障制度国际比较丛书》(主编，2011)、《中国援外60年》(主编，2013)、《认识变化中的欧洲》(合编，2013)。

　　2003～2013年是中欧关系发展中重要的十年。2003年，中国与欧洲联盟各自发表对欧与对华政策文件，并在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表示愿意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关系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欧关系在新阶段中走得如何，其发展前景怎样？《中欧关系蓝皮书：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视角做出了全面解读，并就全球治理中的中欧关系、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双边关系等不同层面上的发展状况进行专题研究；同时，本报告还将中欧关系与欧美关系做了比较研究。中欧关系十年发展历程表明，在经历了高涨、下滑和恢复并提升的曲折之后，中欧关系正处在平稳发展的路上，虽然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有冲突与矛盾，但均属不可避免。无论从国际环境来看，还是从双方各自发展的需要来看，中欧关系在未来的十年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其前景值得期待。

 

　　二中欧政治对话
　　(一)概述
　　政治对话是中欧关系“三大支柱”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支柱，是中欧关系实现机制化所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机制化正是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①。但是，一方面由于政治对话所涉主题的敏感性，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对话涉及的很多领域属于欧盟成员国政府问磋商的范围，因此，中欧政治对话并未以双边协定这一“硬法”形式为基础，而是采取以“软法”为基础的较为灵活的“软机制”方式。然而，尽管这些“软法”或“软机制’’并不具有明确的法律基础，不具备法律效力，“甚至也不具有得到法律认可的形式”，但它们拥有中欧双方认同的稳定的结构与功能，因而绝大多数都能产生实际效力，甚至会产生法律效力②。目前，在中欧关系背景下，软机制与软法已经发展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③，成为中欧政治对活的重要基础。
　　中欧双方1994年签署政治对话协议，确立了结构性政治对话框架。在1998年召开的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中欧领导人决定建立年度会晤机制，并于当年举行第一次中欧峰会。自此，中欧峰会以机制化的形式固定下来。2002年，中欧双方通过互换函件的形式为这一政治对话确定了正式法律基础。随着中欧双方关系不断推进，双边政治对话目前已涵盖几乎所有领域，不仅涉及双边问题，也涉及全球问题，例如核不扩散、亚洲地区安全、全球变暖、打击非法移民和贩卖人口等．
　　中欧政治对话为在经济和人文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与交往奠定了基础。中欧政治对话由五个层面组成①：①领导人会晤。②高级别战略对话。③部长级会晤，包括：中国外交部长与欧盟成员国驻华大使每半年举行一次会晤；除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中欧外交部长年度会晤之外，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召开欧明“_二驾马车”外长与中国外长的会议；欧盟“三驾马车”负责全球政治事各的官员以及负责地区事务的官员与中国负责相应事务的官员每年举行会晤；以及欧盟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与中国驻该国大使每半年举行一次会晤。④专题。件对话，包括安全、防务、危机管理、非洲事务、发展问题、人权等问题。⑤定期专家级对话，涵盖亚洲事务、核不扩散、传统武器出口、互联网安全等问题。专家层面的对话为避免中欧关系中的一些不良氛围向中欧合作的现实领域扩散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二)中欧领导人年度会晤
　　如前所述，中欧领导人年度会晤是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在中国和欧洲轮流举行。中方参加人为国务院总理。在欧盟一方，2009年之前参加人为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从2010年开始，改由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参加会晤，成员国代表不再参加。此外，欧盟高级代表有时也出席会晤。在某些情况下，出席会晤的还包括双方负责会晤所涉及某一特定事项的最高级别官员。
　　2003～2012年，中欧双方共举行10次峰会，即第六至第十五次峰会。中欧峰会确认和规划了中欧关系的基本定位，见证了中欧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因而成为中欧关系发展制度化的重要标志③。它也是中欧政治对话真正实现“战略件”和“长期件”的必要基础。其作用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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