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以来，法治国家就已经明确地成为了我们国家治理模式的理想图景；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再次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如何从传统的沿袭几千年的人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进行范式转换是我国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核心命题。
我国由于特定的文化传统，没有产生专业法学家阶层，法律亦并非思想家研究的中心和重点，但这并不是说法治在我国就没有思想土壤和生长基础。在考察和研习中，我们发现许多文化名人在他们钻研的领域内对法律也做了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和探讨，这些有益的研究恰恰为我们构建法治国家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从发掘和丰富法治思想土壤的视角来看，研究四川近现代文化名人的法律思想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在对四川近现代文化名人法律思想进行更为广泛和细致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本课题的研究还具有下面的意义：第一，通过对四川近现代文化名人法律思想的专门研究，将历史尘封的法律思想进行整合并还原，探寻其中值得我们进行现代法治建设借鉴的宝贵思想。第二，探寻近现代四川文化名人法律思想，有利于拓展我国近现代法律思想史的理论研究。第三，更重要的是希望能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来保护和传承四川的思想文化遗产。
二、四川近现代文化名人法律思想的研究现状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在1840年之后中国时代的脉搏就不再是在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中自我发展，而是增添了新的、重大的引发质变的因素，封建帝王制度的腐朽、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国整个近代的历史都是围绕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图存”而展开。四川的文化名人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他们的爱国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促使他们不断地对当时的环境进行思考，他们提出的方案或被当时的统治阶级“采纳”，或被其视为“异端”，但这些对“中国路在何方”的思考却在广大的民众心中产生了启蒙式的影响。他们通过诗、词、小说等诸多作品形式向民众传播了“平等”、“民权”、“民主”、“公平”、“正义”等重要的法律思想，让这些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思想逐步渗透到中国老百姓的心田，这些思想颠覆了封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等级思想，开启了中国老百姓的智识，让人民群众发现了自己无穷的力量。应该说，四川近现代这批文化名人的法律思想对于启发民智增进民识，对于处于时代转捩点的“中国之路何处去”的命题解答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川近现代文化名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律素材，只不过这些珍宝还少有人问津。总体而言，既有省内外的关于此主题的少量研究有如下两个特色：第一，考察单个名人的生平，在对其整体思想的研究和评述中清理他们的法律思想。如，史广全对吴玉章宪政思想的研究，对贺麟法治观的综述；张邦铺对吴虞、贺麟法律思想的关注等。第二，既有研究方法多采用文献整理法，从已有文献出发，从论文、著述等文字载体中发掘名人的法律思想。
不可否认，既有对四川近现代名人法律思想的研究极具意义，但也存在以下不足或者说是值得拓展研究的地方：第一，既有研究重在揭示名人有哪些法律思想，做得更多的是“观察”、“发现”工作，这种工作具有“新价值”，但这种工作从量上讲还远远不够，还需大量的研究发现，发现更多名人的更多的法律思想，即不能局限于对贺麟、宋育仁、吴虞几个名人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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