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毫不奇怪，一些高级党政官员的家属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官员中的大多数人能获得这些收入是因为他们拥有从技术层面上讲能帮助与他们合作的企业的技能。这些问题不只发生在金字塔的顶端，它贯穿于整个体系中，从顶端到基层。
可以用三种方法来解决监管权力、政治影响力和寻租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方法，对经济犯罪进行严厉的惩罚，这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死刑。在一个受高度管控的国家，如中国，所有官员都有很大的自由决策权，这是有问题的，很难找到证据并对足够多的违法者进行定罪。中国拥有13亿人口，包括8000万名党员，数千万的政府官员，以及2000多个县级政府，加上更多的不计其数的乡镇和乡村。中国已经检举了很多高官，而不仅仅是低级别的寻租者。从某种程度上讲，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实施的大量的监督体系可以控制这些腐败形式，但却是以在非经济领域滥用更多的权力为代价的。缺乏大量的警察监视，很难证明贪污腐败是否发生了。若跟踪涉嫌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的官员，但有力的证据丢失了，会导致其他形式的权力滥用。这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是由消除政治敌手的动机促使的。
控制这种贪污腐败的第二种简单的方法是减少企业和个人想要发财致富而必须克服的监管障碍。企业需要应对的监管措施越少，企业就可以花越少的时间和金钱来克服那些监管规则。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可以控制很多损害经济的行为，而不需要各种形式的监管规则，即使是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国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需要一些监管措施。如果监管规则减少了，寻租的机会也就降低了，检察官更容易确定和解决较少数量的违纪行为。两个腐败程度最低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就主要靠市场力量进行监督管理，而不是靠政府进行监督管理，这并非巧合。即使是在香港，在某些领域也没有立刻就消除了贪污腐败，特别是警察这个拥有较高程度自由裁断权的职业。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重要的反腐机构（廉政公署是1974年成立的），相比中国内地的任何反腐机构，廉政公署面临的任务要简单得多。
因此，必须要有第三种方法来打击贪污腐败。第三种方法的关键环节是改变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关键问题是，只要继续由党决定中国经济体系运行的规则，由党任命大部分管理经济体系的政府官员，由党直接任命、监督和替换经济体中主要生产企业的领导（包括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所有的企业），该体系就充斥着利益冲突。在这种经济体系里，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其他方面。
历史上，共产党撤销了人民公社，不再对农业生产实施日常管理。城市经济大部分被私有化，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意味着这一部门的管理人事安排主要由国内和国外的私营业主做出。多数大型民营单位都有党委，也有很多党员，但党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战略安排和日常管理。即使在国有企业，包括那些以政府作为主要持股人的股份制企业，在将党和企业的经营相分离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党不应干涉经济体中高级职位人员的任免。党应该为经济体的运行建立规则，把握经济运行的整体方向，监测政府官员和经济单位是否遵循相关规则并实施了广泛的目标。党扮演的角色应该更加类似于传统的历代王朝中的御史台，但是又比御史台的权力要广。
如果党要放弃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日常管理，那么就应该进一步加强某些制度体系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的法律体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解体。“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在重塑法律体系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如果要使领导和政府官员不再是经济成员间争端的最终裁决者，当前的法律体系还远远不够。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里，大部分经济纠纷都是通过法庭解决的，法庭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纠纷各方的，包括政府官员和经济单位。通过让独立的、有能力的和诚实的法官来解决纠纷就可以消除纠纷裁决中大部分的政治顾虑，从而依据法律进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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