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信息费用、计划边界与所有制边界
导致传统体制对古典模式偏离的基本因素之一，是信息费用或信息效率。换言之，信息费用与信息效率是决定中央计划边界（从决策权分配的角度看，中央计划边界即是集权边界）和中央计划范围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国有制边界和所有制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中央计划范围的边际信息费用恒为零或始终接近于零时，中央计划范围便可以无所不包，即能够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包括全部社会经济活动，形成完全的集中计划，由一个单一的中央计划中心来控制全社会的所有经济活动。这时整个社会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将采取完全由中央政府经营的单一的国有制或完全的社会公有制的形式。这是一种极端的集权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集权程度显著地超过了式（1．2）所描述的状态。
信息费用是计划费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决定计划实绩和计划活动占用经济资源数量的一个关键的内生变量，是决定社会经济不同部分的可计划程度、不同所有制的边界和所有制结构的一个关键的内生变量。
这里的可计划程度，用给定的集权体制安排下均衡的集中计划水平来度量。后者是指计划的边际费用与边际收益相等时的集中计划范围与完全的集中计划范围的比率。当这一比率的数值为1时，经济活动将是完全可计划的；反之，当这一比率的数值为零时，经济活动将是完全不可计划的。各种经济活动的可计划程度通常介于二者之间。可计划程度越低，意味着集中计划和集中控制的效率越低，意味着与此相适应的公有化程度和公有制的程度也越低。这既适用于整个社会经济，也适用于一个行业或一类经济活动。信息费用和可计划程度因此决定了有效的计划边界、不同所有制的边界和社会所有制结构（因此，从理论上看，实际因果链条是，由于农业等部门的可计划程度较低和制定集中计划的信息费用太高，所以农业部门的公有制程度较低。这与惯常的流行说法所表述的因果链条恰好相反。实际上，从经济制度运行费用的角度来解释制度选择行为与制度变迁过程，更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也更符合马克思的经典理论逻辑）。
就信息费用本身而言，对它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
1．产品差异程度和多样化程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显而易见，若一个社会仅单一地生产一种标准商品，制定集中计划的信息费用便达到最低。随着产品种类增加，制定集中计划的信息费用也相应地增加。信息费用因此是产品种类的增函数，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变化关系。
产品多样化和消费多样化的迅速发展，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即意味着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都是现代经济变迁的基本趋势。它们与集中计划或集权化是相互冲突和相互抑制的。
2．生产条件的差异程度和生产单位的数量。当其他因素给定时，若一个社会的所有生产单位都在一种标准的生产条件（这里的生产条件不仅包括生产的物质条件，而且包括工作程序）下生产一种标准商品，则制定集中计划的信息费用达到最低。随着生产条件的差异程度增加，即便整个社会只生产一种标准商品（类似于农产品那样），制定集中计划的信息费用也将不断上升。当普遍存在着生产条件差异时（在这方面农业部门表现得最为典型，其他产业部门也不例外），集中计划的信息费用达到最大。
以上分析也适用于生产单位的数量变化。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制定集中计划的信息费用随着基本生产单位数量的增加而上升。
所以，信息费用也是生产条件差异程度和生产单位数量的增函数，与它们之间存在着正向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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