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经济：唐代经济史》：
开元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诏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以后，天下贫举，祇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
公廨本钱的利率，武德贞观间，都超过年利百分之百。
（武德）所主纔五万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
（贞观）大率人捉五十贯已下，四十贯已上，任居市肆，资其贩易，每月纳利四千，一年凡输五万。
开元初年的利率，是年七分：
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
开元十八年规定的利率，是月利百分之六十：
藉一岁税钱，为本，以高下捉之，月收嬴以给外官。复置天下公廨本钱，收嬴十之六。
开元末年的利率，是月五分：
凡京司有别惜食本（……皆五分收利）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踰五分，出息债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
长庆会昌间，皆逐月四分收利：
长庆三年十二月九日勅赐诸司食利本钱，共八万四千五百贯文，四分收利。
会昌元年……量县大小各置本饯，逐月四分收利。
公廨本钱的利率，是不能当作一般的利率来看的，不过由他的利率的递减情况来看，至少可指明当时一般的利率，也是递减的。法定利率的规定，固然不免有社会政策的意义，但事实上，恐怕也离不开当时的实际状况，大量的放款，利率当与法定利率相等或称下一点。自然也不能没有超过法定利率的放款，尤其是资本不易通融的乡村，有时竟有百分之几百的利率：
贞元中，苏州海盐县有戴文者，家富性贪，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有邻人与之交利，剥刻至多。
经营高利贷的人们，由前述各节看去，可以说官府是其中之一。捉钱令史，便是官府的债户。不过捉钱令史，除经营商业以外，也有经营高利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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