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的“人文解剖学”
对人类文明来说，怎样强调手的重要作用都是不过分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由于拥有了自己的双手，人类文明才得以起步。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的手骨和砾石砍砸器，记叙了距今175万年的创世故事——“能人”以他们能够制造简单石器工具的巧手，最早使人类脱离了古猿的世界。作为原始人类发展第一个阶段的定名，“能人”的意思就是“手巧的人”。
作为人的生理器官或肢体部分，手具有自然性。在生物学上，自然性质的手不独属于人类，它的生理机能和解剖学特征还表现在其他一些灵长类。
不同于大部分哺乳动物，人类和其他灵长类是以所谓“手到嘴”的方式，即把食物拿到嘴里的方式生活的。尽管哺乳动物中有一些特例，譬如浣熊、水獭、松鼠和其他啮齿类用两只前足像捧气球般的将食物送到嘴里，但这种进食方式不说明它们的双爪具有手的性质。实际上，它们只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单爪不能抓握的问题。
按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手是高度进化的产物，动物中只有灵长类才与之有缘。即便在灵长类中，猴类的“手”——足手，还不是“真正的手”。所谓“足手”，如其名称所表明的，兼具手和足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有体现操纵能力的扁平的指甲、平塌的指垫和灵活的拇指；另一方面又有体现行走功能的“踵”——它由突出的掌垫、尺骨一侧的手掌皮肤的软垫及其向腕部的延伸部分所构成。事实表明，尽管猴类的足手有操纵物体的能力，但它并没有从行走作用中解放出来。
除人类外，只有猿类才具有“真正的手”。从生物解剖学的角度来看，猿手和人手几乎是从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定量上的，譬如猿手的掌部和手指很长，但拇指很短。比较起来，大猩猩的手不仅在比例上和人类最相近，而且骨头对骨头、肌肉对肌肉地一一对照，其排列也基本上和人的一样。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因此强调“从未有人怀疑它不是真正的手”，甚至“在身体结构的任何部分，还找不出比手或脚更适于说明事实真相，即人和猿类之间的构造差异，不如猿类和猴类之间的差异大”。当代灵长类学指认“真正的手”时，在生理结构上除了强调骨骼、肌肉、皮肤、关节、指数、指式、指纹、指甲和脂肪垫等方面的相关特征外，还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它没有足手所具有的“踵”。这被视为“真正的手”不再负担行走功能并作为下肢承受身体重量的证明。虽然没有“踵”，但实际中的猿手还是起着足的作用：在树上，它被用于攀缘和悬荡，使猿类成为臂行者；在地面，由于前肢比后肢长，要靠捏成拳头的手的指节骨来支撑身体前部的重量，猿类行走所采取的是一种被称为跖行的半直立姿势。或臂行或跖行，类人的猿类并没有真正地直立起来，因此，它的手尽管在解剖学上属于“真正的手”，却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像人类那术高尔夫于单一目的——操纵。。
人类是真正直立起来的生灵，其上肢与下肢保持明确的分工，反过来手和脚的不同运动也不断促进、加强着这种分工。在此基点上，猿手和人手有根本的差异。作为上肢末端部分的人手，是彻底从行走负担中解放出来的手，它因此获得的自由，对于手和脑的功能发展和完善是决定性的。就进化观点而言，这种发展和完善以制造工具为标志，而不仅仅是使用或改造工具。事实上，在灵长类所属的“真正的手”中，唯有人的手才达到了这个程度，而“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恩格斯语）人手之所以能发达到制造工具的程度，其原因是无法归结为自然演进的。
恩格斯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人手区别于猿手以至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劳动的根深蒂固的关系。通过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劳动，也即作为劳动器官的经常性运动，人手的演进融入了非自然的倾向。由人手那些业已特化为生物学解剖特征的运动特点和功能作用，我们不难体察到这种倾向的文化学性质。
就手的功能而言，拇指和其他手指以指端肉垫相对且紧密接触的对握运动极其重要，它在人手上有最高程度的表现。人手的“灵巧”概念，人手精细、准确而稳定的操纵能力，几乎都涉及对握运动。在对握运动中，拇指的运动尤其关键。所有手指中，拇指是最为特化的一个，它不仅位于边缘而有较大的活动空间，而且有独一无二的掌骨——它以鞍状关节和腕骨相连。鞍状的腕掌关节有活动灵活、自由的优点，可以做外展和内收、屈曲和伸展的动作，还可以向内或向外旋转，而且其结构本身又很稳定。由于能够旋转，拇指可以和其余任一手指的指垫紧密接触，实现“肉贴肉”的对握。这种程度的对握，是人类所特有的，它所达到的指端的大面积的紧密接触，有效地加强了对细微物体的把握力，还特别重要的是，它同时增进了触觉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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