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伟，男，土家族，湖北咸丰人，现为兰州大学法学院教师、四川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涉法理学、法社会学及司法制度。

　　《如法所是：社会·政治视阈中的法》是一本从哲学、社会学等角度研讨法学知识与法律运作这两个法学基础问题的法理学／法社会学著作。《如法所是：社会·政治视阈中的法》七篇文字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法律是什么（代自序）》一篇，该篇旨在交代《如法所是：社会·政治视阈中的法》观察法律与法律现象的基本进路，即：“将法律置于与社会、政治及社会其他诸系统的沟通、关联中”予以认识；二是《法学知识的引进与流变》与《法律教育））两篇，主要是对法学知识的跨语际传播、流变以及法律知识与理念在大学法科学堂的传播过程所展开的观察与思考；三是《法治的难度与限度》（外加《“法律解释”补记》一篇）、《普法的社会一政治意蕴》以及《法律的社会一政治功能》三篇集中探讨的是法律及其运作实践的社会一政治意涵。全书各篇文字力图从不同角度凸显现代社会中法律的社会一政治意蕴。

　　一  国内翻译域外法学著作的情况
　　（一）二十余年来翻译域外法学著作的主要形式
　　对域外法学著作的翻译可区分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以译丛形式体系化地组织翻译（以下简称“体系化翻译”），另一种形式则是零星地翻译（以下简称“零星式翻译”），亦即不把翻译著作纳入任何译丛。对笔者检索到的已出版的法学类译丛，本次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统计过程中，译丛出版时间的统计根据是该套丛书中最先出版的中文版著作的出版时间。任一译丛，都只列入该译丛的首部著作出版年份内统计，且计数为“1”。亦即同一译丛的翻译出版跨越数年时，仅计入其首部著作出版年份内，其他任何年份均不再对该译丛计数。
　　从图1中可以发现，我国翻译出版域外法学著作的过程具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以丛书形式翻译出版域外法学著作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我国翻译域外法学著作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采用了体系化翻译这一形式，这一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延续至今从未中断。需说明的是，1994年、1995年以及1998年这三年中虽然统计表显示数值为0，但是这只是表明这三个年份没有启动新的译丛，而不是说这三年中中断了域外法学译丛的翻译或者出版工作。二是参与体系化翻译的出版单位逐渐增多。新世纪以来，参与体系化翻译的出版单位较之于20世纪后十年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20世纪后十年中主要是少数几家出版社各自前后陆续推出翻译丛书，进入21世纪以来，不仅多家出版社都参与了大型法学丛书的翻译出版，而且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0—2010年）中，除了2000年和2007年外，每年都出现了多家出版社在同一年内竞相启动多套丛书翻译出版工作的盛况。三是我国法学界倚重的绝大部分域外法学著作，基本上都是通过体系化翻译这一形式引进的。目前受到关注较多、被征引较为频繁的域外法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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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中国现代的“法”？——为《如法所是——社会一政治视阈中的法》序
“法律”何为？（代自序）
上编
法学知识的引进与流变——从翻译和征引域外法学文献的角度看
引言
一  国内翻译域外法学著作的情况
二  我国学界对域外法学知识和法学理论的运用情况
三  结论与反思
法律教育：激励的扭曲及其隐忧
引言
一  法律教育的激励因素
二  隐忧：“唯利是图”的法律教育？

下编
法治的难度与限度——诠释学视野中的现代法治
引言
一  现代法治的理论预设
二  从诠释学看现代法治的困境
三  反驳的反驳
四  虚无的存在——遭遇哲学诠释学的现代法治
附论  认真对待法律诠释学
“法律解释”补记——针对法理学教科书“法律解释”部分的一个简单批评
一  何谓“法律解释”
二  法律为何需要解释
三  法律怎么解释
普法的社会-政治意蕴
法律的社会-政治功能——从合同法角度观察
引言
一  “合同自由”的历史面相
二  经由合同的国家管制
三  合同自由与国家管制的关系
四  立法、司法反思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