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易时移。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墨西哥在经历近20年的稳定发展之后，目前拥有190万个制造业岗位，创新中心层出不穷，高新产业日新月异；在2001～2011年，巴西让2 000万人摆脱贫困，跨入了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的行列；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非洲东部国家博茨瓦那的人均GDP增 速居世界首位。曾经被贴上“第三世界”标签的国家正挤入“第一世界”，而美国及欧洲各国近些年则受到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重创。由此可以看出：未来全球经 济的繁荣，既取决于“第一世界”国家自身能否稳住阵脚，又史无前例地取决于新兴市场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是至关重要的。在未来的岁月 里，所有人都休戚相关，要么都成为赢家，要么都成为输家。而决定最终结局的关键，在于发达国家能否拿出谦卑的态度和勇气来汲取第三世界的经验，以促进“第 一世界”的经济增长。
这种30年河东30年 河西的时运逆转是如何出现的呢？不久以前，中国还在贫困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墨西哥引发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巴西遭遇了世界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国家 （及其他类似国家）是如何实现这种令人惊诧的经济大逆转的呢？答案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自我约束。历史分析发现，第三世界之所以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转变，其 原因就在于“自我约束”。国家要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自我约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好比一个人，他从小所显露出来的延迟获得满足的自制力，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未来取得多大的专业成就。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无需赘述的，不过，解释一下“自我约束”这个概念也许会让你感到惊讶。
在 当前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下，各行各业的权威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总是把自我约束与采取极端措施的勇气相提并论，这是错误的做法。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掀起的财政 大辩论中，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目前实施的大面积削减预算的紧缩政策，可以让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复苏。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则认为，在经济恢复强劲增长之前，各国政府需要 一直维持赤字支出。在错误的时机削减支出，让本已疲软的经济失去控制的政府决策，可能和在经济过热的形势下扩大浪费性支出的政府决策一样，都是缺乏“自我 约束”的。自我约束，并不是说要“速成食疗”，也不是说要“暴饮暴食”，而是说要始终坚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自 我约束偶尔要求采取特别措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谨慎为勇敢之本。好的经济政策需要的与其说是实施大刀阔斧式变革的一时之勇，不如说是在多年里为提高本国 人民生活水准而进行权衡取舍的力量和勇气。在这种背景下，自我约束意味着自我控制和恪守对未来的承诺，意味着要抵制诱惑，杜绝采纳一些完全契合于某种意识 形态的政策，而是时刻保持警惕，追求务实的、中立的繁荣之道。
同时，自我约束还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自我约束不属于某种在某些国家永远存在、而在其他国家却永远不会出现的固有特征，它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不定。在很多人心目中，德国是最具自控精神的典范，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大肆印钞，导致全国陷入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胀和经济混乱之中。在更近的2011年夏天，美国政府在联邦债务上限方面出现尖锐分歧，濒临债务违约的边缘，以前几乎没有人会想到美国也会出现这种不计后果的鲁莽行为。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像他们自认为的那样是善于克制的典范了。
随着自我约束模式的变化，我们需要承认经济版图也在发生改变。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巴西，没有哪位理性的观察人士曾把巴西正在实施的经济政策描述为“自我约束性”政策，但自1994年以来，由卡多佐、卢拉和罗塞夫等担任总统的连续几届政府一直都在坚定不移地推行自我约束性的政策。政策重心已经偏向于审慎、自控且持续关注于长期。在7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很少有官员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但4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通过采取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的措施，对2008～2009年的全球性衰退做出了坚决的回应。1 其结果是，中国不仅维持了自身令人惊讶的高速增长，而且比起其他国家，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有些观察人士认为，新兴国家的态度转变及随之收获的成功，源于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提出的、在20世纪80年 代得到贯彻落实的自由市场政策改革。其他人则反驳说，里根总统任期内发起、后几届美国政府实施的改革议程在强行推动的过程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是弊大于利 的。这些对有时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改革和全球化议程持批评态度的人坚持认为，新兴市场今天所取得的成功，与西方权力精英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的 改革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 果说，自我约束意味着坚定地推行那些不在意识形态方面走极端、一贯务实的政策的话，那么那些追求繁荣的国家，一方面要面对改革热衷者所描绘的增长前景，另 一方面要面对改革批评者对改革的高度怀疑，又该如何做出权衡呢？因为过去的改革是由发达国家单方面强行推动的，所以，我理解有些书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所著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那样：倾向于进行孰对孰错、泾渭分明的争论，总是把富裕国家描绘成全球化的恶棍，而把发展中国家描绘成受害者。我同样很理解杰弗里·萨克斯、比尔·伊斯特利、丹比萨莫约等人（Jeff Sachs、Bill Easterly、Dambisa Moyo，分别为《贫困的终结》《白人的负担》《援助的死亡》的作者）在解读援助效果时各抒己见的激情。在事关重大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自己的立场不由自主地变得鲜明且强硬起来，特别是那些能找到某种道德依据的立场。毕竟，我们谈论的是帮助许许多多的人（其中部分人的日均支出不超过1美元）摆脱吃喝都存在很大问题的生存环境并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准的问题。但是，恰恰是因为对所有人（不管是来自富国还是穷国的）来说利害关系如此重大，我们看问题时才应该少走极端，多关注事实,从而才能有把握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何种环境下，实施哪些政策改革，才能真正提高经济效率并帮助各国充分利用其有限的资源？
有 效率的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经济能创造就业，拓展机会，帮助民众养家糊口。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经济改革产生效率结果的地点和时间，即了解改 革如何推动了新兴国家的繁荣，或许已经推动了深陷债务危机的第一世界国家的经济复苏。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个人观点，找到合理的方法来评价过去35年来的政策变化对全球数十亿人的物质财富的影响。
抛开个人倾向并不容易做到。我在发展中国家度过了大部分童年时光，目睹过儿童沿街乞讨的情景；在思考如何帮助贫困国家走上繁荣之路这个问题中度过了我的青春时代。20世纪90年 代中期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我认识到：针对在经济政策变革对未来可能产生何种冲击这个问题上出现的各种相互矛盾且充斥着感情色彩的说 法，已经存在一种客观的评价工具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何种变革才能有效帮助穷国的竟然是富国的典型象征—股市。
因为股市对经济改革的反应体现了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所谓的“群体的智慧”，所以股市反应是对政策效率所做出的强有力的预测。2股票价值的变化反映的是成千上万个股东的普遍看法；股东不关心意识形态争论，只是想知道某个具体的政策变化是否会实现更高的经济价值。他们集体做出的评估在全国性的股市指数上得到反映，比任何个人所做出的判断要更加可靠。
群体到底有多大的智慧？鉴于自2007年8月以来的金融市场动荡，似乎可以认为，如果声称股市是一切现实情况的可靠指标，不是极度狂妄就是极度无知。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著的《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到新兴的行为经济学，大量证据表明，股市未必总能反映出股票真实的潜在价值，更谈不上对更宏观的经济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
在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所著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 一书中，作者提供了一些股价上涨与任何重大经济新闻不同步且明显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例子。股价有时出现原因不明的波动，这一观察结果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股价波 动都是毫无寓意的。事实上，希勒本人坦承：“在金融市场的波动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可以通过与未来红利或未来收益有关的新闻来证明其合理性的。”3
你要相信股市是能够给经济改革提供一些指导的东西，但不必接受股价总是准确反映经济现实的这一假定。你只需承认，股价会对一国经济的一些重大事实做出反应；只要（当前或潜在的）股东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话，情况就会是这样。4 这不是一种信条，而是事实——在新兴市场尤其如此，过去30年里的经济变革力度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虽然股市有时与更宏观的经济并不同步，但竞争确保股市一定会对政策的重大变化做出反应，而且股市的反应是长期经济影响的一个也许不完美但客观且可靠的预测指标。5 例如，有资料显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股东因预料到在近30年内将要实施的各种经济改革而推动股价上涨了三倍。发展中国家的股市预测出了本国实行的改革将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而且与越来越普遍的认为改革议程未能全面改善经济的观点相反，股市（的反应）大体上是对的。
整 个第三世界的股市之所以全部上扬，是因为经济改革虽然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但只要坚持下去，最终会降低通货膨胀，打开国门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并让一国的 商业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这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股市的上扬，仅仅是因为改革标志着富人对穷人取得了一场未来将导致财富由员工向股东转移的政治胜利吗？事 实表明，股价上升并不表明仅仅为股东创造了财富。股价走高，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得企业在厂房、设备和新技术等方面的投资成本更低。投资力度加大，提 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工资和工人的物质福利水平。换言之，股市既是政策变化是否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产生积极效果的预测指标，又是实际转化这些效果 的渠道。通过股票交易所这面镜子来回顾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斗争史，几乎没有人会怀疑：（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各国的）探索增长战略的政府应该积极谋 求实施顺应市场的政策。
虽 然说通向繁荣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各国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但证据显示，这些道路有一个共通之处：自我约束。选择并坚持实行顺应市场的改革，政府就 能持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选择走捷径，也许会带来一时的富足，但最终会让民众陷入贫穷。在命令和控制型的经济中，不存在自我约束；在极端的自由放任 资本主义中，也不存在自我约束。
相 反，自我约束是对务实的增长战略的一种持续承诺，是通过节制、警惕性和灵活性三者的综合应用来发挥的；在这个过程中，全体人民的长期繁荣被看得比任何特定 的个体群体发财致富更加重要。虽然构成各国增长战略的最佳政策组合各有不同，但通向富裕的各种道路（全都是漫漫长路）都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自 由市场、合理调控，以及由政府来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和医疗等公共品。
股 市最终会对那些创造长期价值的自我约束性政策做出积极回应，但是股市在传递信息方面有一些重要缺陷。股市是一个先行指标：它所提供的是对政策变化在未来可 能造成的影响的预测，而不是对实际发生的结果进行的评价。衡量政策有效性的传统方法在评估影响时使用的是滞后经济指标（如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些指标 只有在政策实施后才能得到。既然人们生活靠的不是预测，而是工资和利润这些经济结果，那么直接研究在实施改革之后是否出现通货膨胀下降和经济增长加速不是 更好吗？
真 相在于，我们需要事前和事后这两个视角，因为滞后经济指标并不能说明改革失败是因为政策糟糕还是因为缺乏自我约束。有些国家的改革甚至会在改革之后立即导 致增长放缓，要持续改革多年以后才能等到转机的出现。如果国家因为改革之初的增长减缓不得人心而放弃改革的话，那么看起来将会是这样：经济改革对经济是不 利的。但真相其实是：如果改革得到机会实施的话，会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与 滞后指标相反，市场对改革前景的反应从本质上讲，考虑到了市场参与者对短期和长期可能出现的政策变化的预期的影响。因此，股市提供了评估可能存在的政策有 效性的强有力的、非意识形态的指标，是对诸如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生产率等传统指标的重要补充。不过我们在本书中会继续使用这些传统指标，是因为它们提供 了重要的现实检测手段。
当 然，在没有建立股市的国家，我们就无法用股市来直接预测政策变革的影响。由于苏联和很多东欧国家是在实行“休克疗法”式的自由市场改革的同时建立起股市 的，因此捷克、波兰和俄罗斯等国与本书的研究内容没有直接关系。另外，研究能提供合适的股市数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给我们带来了有关休克疗法有可能取得成 功的条件方面的重要启示，同时，也为那些打算在目前或未来采取这种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国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用 有效率的政策来取代浪费性的政策会给社会创造出价值，但也会导致有人成为输家、有人成为赢家的局面。如何公平地对待输家，这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考虑的问 题。首先，在实行改革的国家内部存在着公平问题。有效率的政策会扩大经济规模，从原则上讲，该国包括工人、股东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分享到更大的蛋糕，但并非 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通向提高效率的道路可能充满艰辛、崎岖不平。打开国门、实行自由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项改革会逐渐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但这个 过程可能带来一系列痛苦：低效率产业消失、工人失业，以及人们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因为资本流向新出现的高利润行业并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而引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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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
——罗伯特·索洛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本书）引人入胜地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其中充满了大获成功的政策和令人大跌眼镜的失误。如果您赞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学习的话，那么本书就不容错过。
——迈克尔·斯宾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以乐观的精神对待“沉闷的科学”，《转机》一书展示了世界经济的现实例子，并为非洲国家——事实上是所有国家，描绘了一副充满希望的繁荣图景。
——埃伦·约翰逊·瑟利夫 利比里亚总统，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一个生于第三世界的孩子成为第一世界的学术代表，彼得B.亨利确实沟通了两个世界，给世人带来了全新视角——让我们看到如果领导人有长远的眼光，带着责任、正直和坚毅实施敏感的经济政策，就可能获得怎样的成就。
——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 尼日利亚财政部长
★《转机》不仅可读性强，也应当成为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书，因为亨利极为专业地分析了他们必然要应对的问题。
——斯坦利·费希尔 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