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虽存在许多派系，彼此矛盾很深，但都秉持“大国民党主义”。①在拥戴孙中山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以来，一直是革命的最高领袖。同盟会时任总理。辛亥革命爆发后，虽不在国内，但仍被举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此后，他发动“二次革命”、护国战争，领导护法运动，晚年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并决定实行国民革命，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始终与国民党人同命运、共呼吸，生死荣辱与共，他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民主革命，临终犹言“和平，奋斗，救中国”由此，赢得了全党一致的拥戴。遵循孙中山遗教，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追求和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遂成为国民党各派共同的政治基础。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学说则成为唯一能够整合和统一全党乃至社会民众思想的源泉，并以此来强化国民党意识形态和推进国民党政治思想理论建设。“三民主义为立国根本，举凡政治教育无不以此为准绳。”②国民党中央多次举行会议，从法理上给予孙中山以崇高的历史定位，尊孙中山为国父，民族精神领袖，不遗余力地号召和推动全党全民纪念孙中山，崇拜孙中山。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到城市公共空间，无不实行“中山化”。纪念空间的“中山化”的扩大，很快波及海外；而一切社会政治活动无不表现为对孙中山的崇拜，向总理遗像致敬、唱党歌、颂读“总理遗嘱”、“遗训”，其结果是，一改民国以来，社会无序、无领袖崇拜、民众政治思想紊乱、无所适从的局面，强化了所有华人对民主革命历史的记忆，从对孙中山的认知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国民党执政理念的了解和对民族的认同，因而客观上有利于国民党统治的稳固。以1927年为界线，民国前期和后期，社会风貌和政治气候截然不同，说到底，与国民党大力推行“中山纪念”、“中山崇拜”分不开。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沦为殖民地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从这时候起，国民党仿照在大陆的做法，在台湾修建“中山纪念”空间。不过到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前，台湾的纪念空间明显带有清除殖民统治痕迹、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认同，对台湾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色彩。台湾光复不久，国民政府立即将原日本殖民统治的集会场所台北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并将堂内的集会场、宴会厅一一更名为中正厅、光复厅、堡垒厅，在堂的门首竖立“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此后又在这里举行日本受降仪式。为了彻底清除公会堂的殖民痕迹，加深对祖国的认同和对孙中山的记忆，又于1949年在中山堂前竖立了一座孙中山铜像，发行了印有中山堂图案和孙中山铜像的邮票，自此中山堂成为台湾政治集会的活动中心。
与更名公会堂为中山堂的几乎同时，台湾其他的县、市也先后将日本殖民当局所修的神社改建为中山堂，作为政治活动的场所。随着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政权进一步巩固，各类以“中山”命名的空间、纪念馆开始出现于社会公众乃至民众日常生活中。将孙中山第二次来台下榻的旅馆“梅屋敷”改建为国父台湾史迹纪念馆，陈列孙中山当年使用过的生活用品、悬挂中山先生所书“博爱”两字手迹，供民众参瞻。陆续铲除日人命名的“町”、“番地”道路和区划符号，代之以“中山”、“民权”、“民生”等命名的行政区划和纪念建筑及纪念铜像等。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