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2014年及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做出的各项改革部署。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改革的成功实施至少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明确目标。以反腐为例，老虎本身只是权力不受限制的一个结果，如果把打老虎视为目标，而不尽早着力解决能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问题，就会出现“打了一只老虎，还有后来虎”，戏剧性的事件离反腐的真正目标有距离。“笼子”，无外乎主编吴敬琏所说的三个东西：法治、民主和宪政。这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制度保障，否则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无法合理界定，权钱交易就时刻腐蚀着社会、政治和经济。二是根据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改革方案是激励相容的，可实施且帕累托改进的，这样，改革不仅能赢得初始的支持，为自身开辟道路，还能因此而持续深入。本辑《比较》围绕着改革实施这个话题，选取相关文章，供关注改革实施和改革方案设计的读者们参考、借鉴。

　　麻省理工学院达龙· 阿西莫格鲁教授和哈佛大学詹姆斯·罗宾逊教授因《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根源》一书广为人知，该书试图探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经济学VS 政治学：政策建议的误区”延续了他们“经济和政治相互影响”的观点，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和许多案例，说明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经济政策往往会改变特定政治团体的经济租金，或者改变他们的收入分配，结果造成了政治上不利的后果；而且，由于政治家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得不到满足，许多这类理想化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事实上的扭曲，结果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事与愿违。这篇文章，对处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和实践也具有现实的启发价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前主席托尔斯滕· 佩尔松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圭多· 塔贝里尼的“宪政与经济政策”一文主要讨论宪政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他们首先归纳了宪政的两个最基本特征：选举规则和政府形式。然后，在此基础上，说明相关的宪政元素如何影响政府的可问责性、政治租金和腐败的规模，以及政府的代表性和各种财政政策选择。例如，可以分为多数制和比例制，而这其中的选票结构、选区规模和选举公式等具体细节，都会直接影响政客的激励，进而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选举规则中的简单多数制通过强化政客取悦选民的激励加强了问责制，并促使政治租金降低、腐败现象减少。但这也令政治候选人更积极回应关键选民群体的意愿，使他们更有可能在利益上偏袒部分选区，而且会牺牲福利国家支出和一般公共产品这类能惠及更多人群的项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宪政不是一个“高大上”的理念，而是由具体规则构成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的细节决定它的成败。
　　移民问题从来不是中国关注的大问题，那是发达国家头疼的事。然而，人们从贫穷国家潮水般涌入富裕国家，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其实与我们的农民工有着非常类似的窘况。到底怎么看待移民，是负担、是收益，是对贫穷国家的穷人的更大不公，还是什么……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 克莱门斯要讨论的正是移民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收益。虽然相比于过去，全球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已经大大提高，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壁垒，克莱门斯提供的研究数据表明，通过消除贸易政策和资本流动壁垒，估计的收益不到世界GDP 的百分之几，而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估计的收益通常在世界GDP 的50%—150% 之间。即使综合考虑移民对原籍国和移入国工资的影响以及其他因素，移民流动带来的收益也将达到全球GDP 的20%—60% 。鉴于此，克莱门斯认为，“国际移民”应该成为经济研究优先关注的焦点，以便更好地理解全球劳动力流动收益的特征，探究实现部分收益的政策工具。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包含四个问题的研究议程。这不由让我们想到，当国内学者们在讨论中国的城市化和人口迁移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移入人口带给城市的负担，而很少研究他们可以给整个国家经济带来的大量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克莱门斯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内移民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 格莱泽的研究横跨多个领域，从制度经济学、公司治理、转轨经济学、法和经济学到城市经济学。他关于城市经济学的著作《城市的胜利》广获好评。在“城市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格莱泽探析了城市的经济学分析的关键要素。首先，城市经济学分析依赖于三大经济学支柱：激励机制、无套利均衡，以及好的政策能够拓宽个人的可选择范围。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激励单指经济激励，其实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激励作出的反应。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核心——空间均衡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收入差异以及城市中的住房市场。城市经济学分析还非常注重经验研究，帮助我们找到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种相关因素。作者在谈到城市经济学的政策处方时，特别指出，其核心观点是以人为本：“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能营造一个美丽的城市却不增加个人福利的城市政策，并没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给人们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政策才是有意义的……这一点使经济学家有别于某些重建设的城市规划者和以地方为本的政客。”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是意见不一，既有乐观者，也不乏悲观者。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布拉德福德· 德龙教授无疑是乐观派，针对克鲁格曼、罗伯特· 戈登、泰勒· 科文和布林克· 林德赛等一干重量级经济学家的“技术—增长停滞论”，德龙教授提出了八条反驳意见，并认为美国可以继续维持实际人均GDP每年增长1.7% 的趋势，如果能正确衡量欧美国家的物质福利水平，就意味着能达到3% 的年增长率。在他看来，美国在长期内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创新枯竭、技术停滞，而是制度设计。因为市场仍在产生原有的激励，鼓励人们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效率。他告诫说，过度关注实际GDP 的增长及其可能出现的放缓前景，会导致政策决策陷入恐慌，反而带来并非真正想要的结果。
　　近年来，南非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被纳入金砖国家的行列，也是中国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对于南非经济的真实状况，总是隔岸观花，不甚了了。所幸，《比较》的编委张春霖，自2009 年11 月至今一直在世行南非办事处工作，对南非有切身的了解和感受。因此，我们邀请他写了一篇关于南非的专稿《曼德拉身后的南非》。从张春霖的笔下，我们看到，自1994 年南非消灭种族歧视，进入民主和自由社会后，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南非“致富之路”仍然困难重重：南非依然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7 ；南非的失业问题依然非常严重，这也是导致收入差距畸高的一个关键原因；南非的经济结构仍然保持“一个国家，两个经济”的二元结构；南非的劳动力市场管制导致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严重掣肘了制造业的发展，通过教育和技能开发提高劳动生产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法和经济学”栏目选取了英国竞争政策委员会（现更名为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前主席德里克· 莫里斯的文章。莫里斯详细介绍英国监管自然垄断行业的主要工具RPI-X 机制，该机制允许价格每年以一个特定的比例X% 增长，这个比例要小于零售价格指数的上涨。这个机制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自然垄断行业的效率，也大大改善了公众的福利。在分析RPI-X 机制的时候，莫里斯还着重强调了信息、激励和治理的重要性。这些议题恰好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竞争政策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
　　“特稿”栏目是斯坦福大学麦金农教授的文章。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伯南克执掌的美联储正在制造继格林斯潘后的第二个泡沫。泡沫导致热钱的涨落和流动，对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冲击，造成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例如，突尼斯的粮食动乱，由此引爆了“阿拉伯之春”。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也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难以逃脱的货币陷阱。麦金农的观点与量化宽松力挽狂澜、救世界经济于不倒的观点对立，不同观点的呈现，也值得我们参考。
　　财税体制改革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决定》也提出了方向性的改革原则，但具体的改革措施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刘克崮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税改革课题组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政府间职责和支出责任划分、政府间收入划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点、三级税收征管体系的建设以及预算和支出管理的改革等。他们还指出，财税改革还必须与价格、财税信息数据系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改革等配套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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