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博士、香港明清史研究专家马楚坚作为泰国华侨的后代，从小接触侨批，至今研究侨批多年。
马楚坚分析，先民初渡重洋时，其所在困的银行制度远未完善，业务也无法覆盖到中国各地，加上华人寄汇的数目不一，手续复杂，很多华侨与家人通信、寄钱一般选择里看到国的船只和熟人，慢慢形成家书、汇款合一的侨批。
一些敏锐的商人于是成立了代理侨批收寄机构，初创时，一般是大商号的副业。后来，因为他们的信用得到认同，业务随之扩大，副业转成主业，或设批局独立经营。
“批局收受的信汇汇率比市场稍高，加上很多批局以香港为中转站，利用时间差，在香港购置欧美货品转卖东南亚，又将东南亚货品贩卖到香港，最后批款送到广东，又买了潮汕等地的土货，送批的同时通过跨国贸易大赚一笔。所以，批局业也成为‘华侨商业之枢纽’。”马楚坚介绍。
1882年，汕头已有12家批信局经营潮汕、梅州侨乡批信业务。1917年汕头有41家批局，至1932年发展到66家，占当时全省侨批局的70%，每年每家侨批局收寄汇款从185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1917年、1918年、1919年-每年总额分别为3456万元、3493.1万元和3507.7万元。
侨居地侨批局一般按籍贯地经营，南洋各地经营闽侨汇兑的大致可分为厦门系、福州系、兴化系和闽西系，广东侨批局也有潮汕、广府、客帮、琼帮等系之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潮帮银信局有120多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潮帮批局各有80家左右。
当时的侨批局为了招揽生意，若华工在写批时未领取薪水，可由侨批局先行垫付，充分体现了“对人”的信用，这也是银行始终无法完全取代侨批局的原因之一。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潮帮侨批局共经历150多年的历史。目前潮汕番批最早的一封为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所寄。
不能忽视侨批民间保护的爱与伤
张国雄告诉记者，侨批属于民间私人信件，分散于广大乡村，而且由于是纸质文献，容易因潮湿发生霉变，或被虫蛀蚀，很多家庭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条件将其作为档案文献进行保护，因而，侨批的档案保管任务十分繁重，申遗成功后，需要抢救的侨批数量巨大，而政府在这方面的经费投入还远远不够。
侨批申遗的六七年，也是它逐渐主流化的过程，很多民间的收藏爱好者也加入到这股潮流中。
很多研究者一直企盼民间力量参与到侨批的收集和保护中，然而，民间的参与是否有利于侨批档案还需要具体分析。如五邑地区民间侨批收藏家罗达全就认为，近年收藏界逐渐掀起“侨批收藏热”，普通的五邑侨批，原本10多元即可买到，但这两年一封近乎卖出100-200元，拍卖会上有的高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据其所述，部分民间收藏家对侨批认识不足，在买回侨批后，又将其高价卖出，经过不同的人多次倒卖，或对侨批的整体研究造成影响。
此外，虽然广东地区的侨批已经整理出版了部分书籍，但书籍中主要对侨批主件进行展示，侨批档案的附件仍极少被认识，且侨批的研究尚未进入专业学者的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力量仍十分薄弱，多方因素共同导致了申遗成功后的保护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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