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全集：论智识分子》是徐复观先生散见于各处的关于智识分子论文的结集，内容涉及智识分子的历史性格、立言处世、社会责任、学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对历史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等诸多方面。此书对于把握中国智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对于从传统深处发掘儒家精神的内在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传承并光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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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报月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刊出了《钱穆伉俪访问记》，纪录了钱先生对史学的见解。这是他一贯的见解，但此时此地，他又加强地重复出来，使我的良知感到万分迷惘。钱先生此次以高年重到香港来作短期讲学，虽因他坚拒新亚研究所的邀请，以致无缘见面，但每听到朋友说他的精神矍铄、风采依旧的情形，总是私衷为他庆幸。我所不能了解的是，大陆经“封建专制”（这是北京大字报所提出的名称）统治二十多年，民不聊生，国几不国。现正当北京许多良心血性之士，在“四五运动”口号之下，发出了强烈的对民主自由要求的时候，当然每一以国家人民为念的人，无不凝神屏息，祝祷他们能得到某一程度的结果。而钱先生却依然发表假史学之名，以期达到维护专制之实的言论，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十亿人民所发出的沉痛的呼声，泼上一盆冷水。这未免太不应当了，所以我再不能把我良知上的迷惘沉默下去。
二
我首先要指出，从史学的基础在史料的立场来说，钱先生的史学著作，是不宜作一般读者之用的。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成见太深，而又喜新好异，随便使用新名词，所以他对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关连性的把握，以追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现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的、片段的、望文生义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名词，济之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这是很容易给后学以误导的。例如钱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主要是从“历代中国政治制度”，以证明“秦以后政治传统，不是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煞”的。政治制度应以丞相为骨干。钱先生首先从三公九卿谈起，根本不知道三公九卿，在汉成帝以前，只不过是观念上的官制，这是他研究所未及，可以原谅的。他“依照文字学原义”所作的“丞相”一词的解释是“丞是副，相也是副。丞相正名定义，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若据《说文》以言“丞”的原义，则“丞，翊也……山高奉承之义”，所以应劭对《汉书?百官表》丞相的解释是“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即是《百官表》所说的“掌承天子，助理万机”。“副”的原义在《说文》是“判也”，转注而有“副贰”之义。“丞相”二字之义，与“副”之义，渺不相涉。把“丞相”二字皆释为“副”，更由“副”字联想到今日军中的副官，因而把丞相说成是皇帝的副官。钱先生根本不知道军中的副官是处理杂务的，与作战、训练等重要业务无关。若是“随从副官”，则是为长官处理生活上的杂务，实际是勤务兵头儿。准此以推，则汉代官制中的光禄勋、卫尉、太仆、少府四大官署里面，倒有许多官职，可称为皇帝的副官。把丞相说成是皇帝的副官，未免把丞相的地位，糟蹋得太不像样子了。
丞相又称宰相，钱先生的解释是：“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的事在祭祀。祭祀时最重要的事在宰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是钱先生把“宰相”之“宰”，当“杀”字解，却不知先秦使用“宰”字，都取治、主、制三义，决没有作“杀”字用的。“宰”解作“杀”，今日可以查到的，最早是《汉书?宣帝纪》的“损膳省宰”注“宰，屠杀也”。若是“宰相”之“宰”，是象征屠杀的意义，未免太可怕了。这里所举的不是特例，而在钱先生大著的《国史大纲》中所犯的这类错误，更为严重。
三
钱先生并不认为专制是好的，而是说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专制，不可以用专制的名称；所以由秦所建立的专制政治，钱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称为“第一次统一政府之出现”。然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封建政治，不是“统一政府”吗？他用这个笼统的名称，便把秦是中央集权、个人专制的政治特性，隐瞒过去。不过这个名称虽然笼统，但还可以沾到一点边。钱先生对汉代所继承的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却赋与以“平民政府”的名称，因为刘邦及其功臣，多系平民出身的原故。对宣、元、成三帝时代的政府称为“士人政府”，因为有许多士人加入到政府里面的原故。并总结说“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从钱先生看，这都不是专制政府。钱先生的说法中有两个问题须先提出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他认为由平民出身取得政权的，便是平民政府；等于说本是由摆地摊而后来发大财的人，只能算是地摊之家，而不可称为豪富之家，是同样的可笑。陈涉以雇农起兵称王，六月而亡，但他的雇农老友去看他时，尚惊叹为“涉之为王沉沉者”。钱先生想没想到叔孙通制的朝仪第一次应用时，“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在“置法酒”时，“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想没想到汉继承二十等爵，二十等爵的最高爵是列侯，列侯之上还有“诸侯王”，诸侯王之上才是皇帝，所以皇帝与平民的等差是二十三级。想没想到刘邦何以要屠戮同样平民出身的有能力的功臣如屠戮犬羊，连萧何以“相国”之尊，要把他下狱便下狱，要放出来便放出来，不需要任何理由。何以要把政权交给吕后手上，而吕后便能大王诸吕。何以他死后要郡国为他立庙，而在长安的庙每月要奉衣冠出来巡游两次。更想没想到与贾谊约略同时的贾山向文帝上书中述皇帝的威势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大陆上幼稚的史学家，以为李自成们起自雇贫农，假定他们取得政权，便会以阶级成分改变政权的本质。这实是与钱先生的史学，同一血脉。其次，是所谓代表一般平民的问题。不错，汉高祖、文帝们的确是重农抑商，他们有程度不同的爱民观念，后世开国之君，也多数只如此。但一个史学家应了解这种爱民观念，系通过何种政治机构去实行，随政治机构的好坏，而自然受到制约。提倡爱民观念最强烈的莫过于周初，它是通过封建制度去实行的，其效果自然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秦所建立的一人专制，本是要以自耕农及小手工业者为政权基础的；但专制这套机构的本身，因皇帝与人民的地位悬绝太远，要保护也保护不了。何况它必然很快地腐败堕落，并使皇帝自然会骄奢昏暴，小人宦戚自然会得志，成为一切残毒人民的根源。所以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中，对“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的专制之君，指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视为当然”四字。这类的话，西汉儒生不断用“反秦”的方式向当时的皇帝说了出来。钱先生何以都闭目不睹。毛泽东不断说“一切为人民”，不应认为他讲的全出于虚伪。但他的“封建专制”的体制，使他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这在今日中共的内部，也不能不沉痛地加以承认，因而发出民主自由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史学家必须在政治社会制度之内来讲人与故事的原因。
四
西汉到了宣帝时代，儒生渐渐得势；元帝、成帝两代，儒生进入到朝廷重要地位的人也更多，他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良好的作用。但因此而可将此时的政府，称为“士人政府”吗？我们称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原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这应当是一种常识。通过二十四史一直到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他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宣帝起自民间，精明练达，他的权力是由自己运用。而帮助他的是宦官弘恭、石显。元帝好儒，但他以“中人无他肠”，弘恭、石显得到加倍信用。即位后年余之间，与元帝有特别关系的萧望之、刘向、周堪等大儒，俱因弘恭、石显们的谗害，萧下狱自杀，刘向免为庶人，终元帝之世未尝复起，周堪的弟子张猛被迫自杀于车中，周堪终“因显（石显）白事，事决显口”，“疾喑不能言而卒”。武帝破坏宰相制度，开以后由大司马（内朝臣）秉政之局。成帝时，外戚王氏以大司马秉政，绳绳不绝，直至王莽之篡。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所以这是专制皇帝下的宦官外戚政府，如何可称为“士人政府”。钱先生书中也叙述到外戚宦官之祸，但他决不肯指出外戚宦官，是专制下的必然产物。西汉的政治社会，影响到以后的两千多年。对西汉的真切了解，是了解以后历史的基础。我们读钱先生《国史大纲》有关秦汉的叙述，只能看到一片紫褐色的浓雾，此时代中最严重最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都在浓雾中隐去。这对初学而言，是非常有害的。
五
钱先生在《明报月刊》的访问记中反对用封建社会、专制政治这类“空洞的名词”，认为“我们要批评历史，不能单用空洞的名词名称来概括，何况还是由西洋翻译过来的名词。全部二十四史，没有用过帝王专制四个字，不要人家说中国是封建社会，是专制政治，我们就相信，就接受了”。钱先生这段话，包涵了许多纠结。首先，钱先生之所谓“空洞名词”，是指抽象名词，亦即是荀子之所谓“大共名”而言。像有些历史哲学家，常根据一小部分事实，加以推演，以推演出一个抽象名词出来，以为这个名词可以概括整个历史。或者有如中共许多人滥用“封建”一词，以否定历史的一切，这都是应当反对的。但由具体向抽象，由“单名”向“兼名”，由“兼名”向“大共名”的演进，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把握客观事物，所必然经过的历程。否则有系统的知识不能成立，人面对客观世界，只能感到一团混乱。问题只在这类大共名，是否系由许多具象事物中抽象而得。抽象的过程，是否周密谨严？及由抽象建立大共名后，是否能回过头来对相关的事物作适切的解释？不考虑这种实质问题，而对于大共名用“空洞”两字加以否定，这等于否定了认识自身的功能，否定了由饾饤性的认知，向知识系统、思想系统的演进。并且这种不加分疏的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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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发现
个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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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内阁制度与张江陵（居正）的权、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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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的中国：为《华侨日报》创办五十周年纪念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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