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晋公司成立后，渠本翘为总理，王用霖为协理，总公司设于太原海子边，阳泉为本号。其资本除本省之公款外，拟集资300万两“每股五两，计六十万股”①。由于库款无着，只好请票号暂为代垫。票号除积极代垫赎矿款项，先将矿权赎回，已如上述外，还积极认购股票。
据报道，自保晋公司成立招股以来，山西各界入股十分踊跃。“计太谷认六万股，各票庄二十万股，盂县二千股，汾州府五千股，平遥二万股，平阳一万三千股，榆次八千股，潞安六千股，泽州五千股，忻州一万股，太原九千股，祁县四万股②”，之所以如此，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报告说：“民间有志之士普遍认为经营企业是收回利权的最好手段，关系国家命运的兴衰。因此，大声疾呼：苟有爱国之心，应起而响应股份之招募。看清了利害的中国人民，当然更不计较金钱上的利害，相信能认购一股就等于收回一分权利。于是争相认购股份，引起了全国到处创办起股份、合伙或独资经营的新企业。③”保晋公司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创立起来的，山西票号在这次认股中，一次认购了20万股，如果除去公款部分，仅就该公司商股而言，票号就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
除各票号认购20万股外，再加上太谷的其他商号认购6万股，平遥的其他商号认购2万股，祁县的其他商号认购4万股，合计32万股。这32万股事实上都是出自平、祁、太三县的商号之中，占全省商办保晋矿务有限公司60万股的53.33%，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所以说，全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资本矿务公司是以山西票号为核心，以平、祁、太商号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它的成立和运作，不仅说明了山西票号这个群体的阶级属性，也说明了平、祁、太一带这个商业群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与收回矿权建立保晋公司的同时，几乎所有的山西票号都参与在全国各地为近代的新式企业招商集股。几乎当时所有的铁路干线集股工作都有山西票号的参加。
与收回利权（路权、矿权）的同时，在维护已有的利权而不至于继续丧失方面，山西票号也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面。其中合盛元票号于1906年到日本神户开设合盛元银行，则是一个显明的例证，“查中国侨商贸易汇兑向由外国银行经理，不但利源外溢，即金融机关操之于人，商务已大生阻力”，“窃维银行为商业交通的机关，故东西各国咸重视之，保护维持着于法律。其营业之性质，则以重信用，通有无，备缓急，便取携为主义。溯自中外互市以来，我国商业进而为世界之竞争，外人辇货东来，载货西去者日益加盛，而各国之在我国设立银行者遂相踵起。由此以推，则银行与商业之关系，良可烛见。然各国设立银行则利在彼，不特列邦之财政借以扩张，即我国之利权浸为所夺。但及今为计，补救非迟，忻逢明诏特设农工商部，其所以提倡实业，体念商艰者，无微不至。查我国向祗有通商银行一区，近来户部、信成二银行均甫开办，惜仅推行于内埠，未能增设于外洋。恐我国人在东西洋及南洋群岛从事工商业者实繁有徒，且近岁留学欧日之学生不下万人，因无本国银行，其存放汇兑无不仰人鼻息，困难杂出，遑恤漏卮，以视外人之经商侨寓我国者，即此一端，便利于否，相去甚远”。职商有鉴于此，是以不惮艰阻，遴派妥人新设本号之分号于日本神户以“扩张商务，挽回利权”。
综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票号，无论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中，或在资产阶级发起的收回利权运动中，平、祁、太一带的票号商，不仅是积极的拥护者，还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票商已经自觉地把自己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员而从事上述资产阶级发动的每一项爱国运动。祁县合盛元票号于1906年主动赴日本开设分店的行动及其以后发表的告白，就是票号资本家力图作为中国这一历史时代主人翁的明证。其告白中说：“启者，近来环球大通，商务争胜，而国家特设专部鼓励讲求，唯我商人亦须及时起发，以图扩充。乃观各国银行来吾邦开设者甚多，其晋之汇业一途亦与银行所司无异，然独不能出外洋半步，良可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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