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一节分析所显示的，明清中国存在着地理和交通条件导致的分割的市场，与此同时，在江南等地区又存在着整合的市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与传统看法不同，本书认为，1500年前后中国经济的诸种条件还不足以形成全国性的市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江南等地区初步形成了符合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的区域商品市场。有很多因素导致了这种区域经济的地理定位，例如气候、人口以及水路交通条件等因素，目前学界并没有对明清时期的市场整合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就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市场整合现象加以有效的解释。因此，在这一节的研究内容当中，我们首先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现象人手，分析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其次，在理解明清区域市场整合与分割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结合前面的研究，提出本书研究的理论框架。
一、如何理解明清不同区域市场的整合与分割现象
正如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所指出的，从宋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规模容量巨大，这也许与其说是时代的差异性大，还不如说是地区的差异性更大①。16~19世纪后各个时期异地交易的规模与集约水平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的扩展与改善，而且还有需求与流通的市场要素的改善和扩张。众多研究显示，虽然中国很多地区在16-19世纪之间都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周期，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在发展中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首先，这种经济变化充分表现在农业经济上，按照麦迪逊（Maddison，2007）的估计，1400～1820年在粮食种植面积增长35.78%的情况下，粮食总产出却增长了75.99%。其次，与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较，中国在城市化的发展上则要相对缓慢得多，城市的数量仅仅从唐朝的1235个增加到清代的1360个（Skinner，1977），广大地域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地理上分散的农村，这表明中国经济存在着某种不平衡性。一般而言，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这种地区差异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按照施坚雅的观点，明清以自然地理条件为基础，形成了华北、西北、长江上、中、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和东北九大经济区域①。一般来说，施坚雅的经济巨区理论只是一个简单从地理分割考虑问题的概念，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地理上的经济区又通过生产和流通，按照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规律形成了以不同产业为基础的经济贸易圈。当然，施坚雅并没有意识到，也许是远程贸易使明清中国在前工业化时代就有能力把帝国的各个经济区连接为一体。因此，当时中国各经济区的产业特点是江南经济区以高效农业和丝织棉纺业为主，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主要以外贸业为导向，华北平原经济区则是在进行棉纺织业为基础的种植业结构调整，长江中上游经济区则以商品粮生产和输出为优势产业，而西北边疆经济区则是远程贸易的集结地。李伯重（1986）的研究显示，明清时期江南与各个经济区域的联系加强，这些经济区都以江南为中心，江南地区从其他经济区输入粮食和豆饼等原材料，同时向其他区域输出高价值的棉布、丝绸和铁制品等手工业品。
二是明清时期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地理意义上的港口一腹地模式。明代从隆庆到明末部分开放海禁，一直都有对外的朝贡贸易。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后更是飞速发展，几乎所有的亚欧、美洲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的贸易关系。特别是1843年五口通商后，沿长江各省与沿海地区大部分都设立了多个通商口岸。随着对外贸易的拓展，沿海的大小港口数量增至100多处②。在此背景下，以1882年国内外贸易额来看，在全国进出口总值中，沿海海关就占了73.5%，内地海关则占了26.5%，其中长江沿岸的海关又占了内地海关总额的100%。按照吴松弟的比喻，“如果将中国广大内地比作一个巨大的扇面，将国外比作更为巨大的另一个扇面的话，沿海口岸城市就是连接这两个扇面的枢纽”。沿海口岸城市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成为贸易、工业和人口最集中的区域，并且通过这些口岸城市使中国的内陆地区也获得了纳人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明清时期的这种经济区域关系可以称为“港口一腹地”双向经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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