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福建侨批档案的经济价值

　　福建侨批档案也是一部真实的中外经济文献，除去我们所熟悉的繁荣侨乡经济、提升侨乡生活水平等贡献外，侨批也记录着华侨华人的移民流、金融流、商品流、文化流在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的马尼拉、马来西亚的沙捞越、美国的旧金山、中国的香港等地的集散情况，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这些史实在福建侨批档案中都有所体现。

　　第一，福建侨批档案见证了闽籍华人经济力量的早期成长。大部分的福建移民初来乍到，往往身无分文，甚至举债漂洋谋生。他们在侨居国的主要身份是种植园（种植橡胶、甘蔗、椰子等经济作物的大种植园）工人、矿工、人力车夫、商店店员等，稍有积蓄后常常成为流动小贩乃至开办杂货店，向民众贩卖日用品，收购当地土特产或经营进出口贸易。出于对国内亲眷的顾念，他们将手中积蓄经由水客或侨批局寄往国内，由此带动了侨居地与福建之间的金融贸易往来，以侨批局为主要载体的早期华人资本汇集地也因此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某种程度而言，侨批业务的存在与扩大也催发了专营侨批局的产生，这主要是因为在侨批诞生的初期，相当一部分的业务是由福建华侨聚居地的杂货店兼营或代理。②由于侨批业务有利可图，杂货店便利用其商业信用优势重点发展侨批业务，成为专营侨批局或兼营侨批业，店铺也就顺理成章地晋升为侨批局。③在20世纪30年代的泰国华文报纸上，随处可见当时兼营侨批业务的店铺，如广泰来绸绫汇兑庄、恒丰米行、黄干成号中西罐头烟草店等侨批局新张启事或收受批信业务的广告。④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是司空见惯的。兼营侨批业务，以致后来专业经营侨批局为这些华人店铺加速资本累积的步伐提供了极大程度的可能性。在缺少直接吸收当地金融资本途径的大环境中，这同时还有助于积聚闽籍华人群体的整体经济实力，促进早期华人银行的诞生与发展。早在19世纪80年代，由福建籍华侨华人开设的侨批局占据了侨批业的大半江山。在中国厦门已有侨批局8家，汕头有12家，海口有1家；在国外，新加坡已有49家，且绝大部分为福建籍华侨所有。①福建籍华侨华人开设的侨批局数量在20世纪初获得了极大的增长，总数超过400家。②更为重要的是，侨批局在国内外运作所产生的档案文本，反映出侨批网络化经营格局中复杂多样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信息，为我们了解近代福建经济发展的多元背景及海外联系网络生成提供原始的基础材料。

　　第二，福建侨批档案见证了当地社会民族经济的独立与发展的历程。在海外侨批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各种形式的侨批局，有专营批信业务的侨批局，也有前文所述的兼营商铺，还有一些与移民关系密切的客栈，当然，不能缺漏的还有部分从侨批局演变而来的华人银行及金融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在侨批局的诞生之初，便已存在着与外国现代银行、邮政部门共同竞争合作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侨批局必须主动学习和吸取西方现代银行的长处，不断改善自身的工作机制与管理模式。这也是在二战后的东南亚地区，西方殖民势力退出之际，不少福建华侨华人经营的侨批局之所以能够成功转型为现代银行的原因。

　　长久以来，在东南亚各地流行一种“华侨华人威胁论”的错误论调，认为华侨华人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华侨华人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命脉”，“靠剥削当地民族而致富”，然后再将在当地赚取的钱财运往中国。而侨批局在这其中的角色便是具体的运作者，被视作国家资本的搬运工，导致该国国民经济发展无法获取足够的资金积累，发展水平低下；相应地，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之间的收人差距也越来越大。因此，为平衡华人与原住民之问的经济差距，在东南亚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地方政权为控制国家经济资本，便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实行股份的让渡。因此，不管是否出于侨批局的自愿，伴随着当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当地民族资本渗透到侨批局中的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华侨华人企业土著民族企业化带来的结果是显著且双向的，它不但为原住民创造参与侨批局管理和资源利用的机会，同时侨批局也能够借机吸收原住民的经济能量和社会资本，在更广阔的空间参与当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侨居地经贸与金融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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