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六年（1557），广东当局允许葡萄牙人定居澳门贸易，解决了葡萄牙人前来闽浙非法贸易的问题，与此同时，明世宗正寻找如何处理倭寇的侵扰。他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希望能找到一个可行办法，他清楚知道所谓倭寇其实就是沿海犯禁下海做生理（买卖）的人，由于朱纨强硬的执行海禁政策，结果倭祸连连。当倭寇头号人物王直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被判枭首之后，明世宗认为事件已告一段落，现在应因势利导解决沿海问题。明世宗执政最后几年，不断寻求治理浙、福沿海的政策，放宽海禁仍然是主要的议题。
福建巡抚谭纶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九月呈上的一份《陈善后六事》奏本中，再次提及“宽海禁”及“增设县治”，但是中央政府仍是十分谨慎地响应“行抚按官再议以闻”，可见中央对于放宽海禁仍未有共识。事实上，地方意见已趋一致，浙江宁波因倭寇而不能开市，这在《筹海图编》中已有积极的讨论。就这次谭纶“宽海禁”的提案，浙江地方官员经讨论后，仍然不主张恢复市舶；嘉靖四十四年（1565）九月，朝廷正式定案“罢浙江宁波府市舶议”。也就是说，宁波复市舶的讨论至此为止，浙江放宽海禁已没有希望，这是明成祖恢复三市舶司以来的一大变局。
在福建，听选官李英、陈銮等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重提月港设县之事。而李英留下的《请设县治疏》中强调月港设县以治，就是实践在地人“三十年不就之谋，以图千万年安全之计”。他仔细分析“自月港之徒倡乱至今，八澳数十里民不听役赋，不登输者亦已数年……月港之多乱，正坐官司隔远，威令不到”的结果，如果设县以治，那么“良民流窜于外者，皆还定故土，与乱孽参错而居。”因此，若有萌乱便可立即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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