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性别平等纳入中国家庭政策的研究与制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以及人口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外开放、全球化、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人权框架成为联合国各成员国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国际国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新型城乡社区关系的形成、新的科技资讯手段的广泛应用、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等等，都给中国的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性别关系带来猛烈冲击，仅靠传统“家庭美德”和“男女平等”观念已难以维系。因此，亟须完善与整合家庭政策体系和性别平等机制，以满足多样化家庭和家庭成员的不同需求，建立和谐和睦的新型家庭，建构平等互助的社会性别关系。
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得中国家庭不再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组成部分，它不但将“公领域”和“私领域”做了区分，而且将私人空间归还给个人；主流意识形态默认了人们对“先公后私”革命秩序的改变，承认了个人对家庭“美好”“幸福”“富裕”生活向往的合理性，放弃了新中国逐渐建立起来的对利他精神、奉献精神、互助精神、责任意识等价值的追求；国家减少了对个人生活领域的干预，社会组织放松了对个人家庭生活行为的管制，公民学会了尊重个人隐私并宽容了超出婚姻关系的个人“越轨”行为，致使多元的、功利性的、不稳定的家庭层出不穷。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市场成为调节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家庭服务的指挥棒，旨在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辅分离”企业制度改革（即将企业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全部转移到社会，以减轻企业负担、提高经济效益的改革），极大地瓦解了政府通过“单位制”给予每个“单位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公共服务与家庭福利，在政府和用人单位（含企业）的社会责任合理“退席”、企业追求效益和利益最大化合理“登场”的同时，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家庭服务等进行了全面市场化改革，这意味着家庭所需要的服务和福利要通过家庭能力向市场购买，家庭生活能否正常维持、家庭是否安康幸福彻头彻尾地成为每个家庭和家庭成员自己的责任（家庭私有化）。
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得家庭承载了更多的经济、保障和照顾责任（功能），市场的分化作用和社会管理体制变化使得家庭之间的差别扩大，也使得家庭关系更为复杂和脆弱；城乡二元机制、下岗失业、分配不均、劳动关联型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得家庭成为个人生活保障的最后安全线，而在家庭中承担照顾角色的妇女包括上一代妇女（老年妇女，甚至老年男人）不堪重负；激烈竞争和生活的压力，既加大了人们对家庭的依赖，又增强了家庭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新的居住方式的改变和大量私人化住宅社区的兴建，瓦解了传统的城乡邻里关系，消解了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将家庭照顾（无论孩子、病人、残疾人、老人）排除在外①，加之就业歧视、收入偏低、提前退休、家庭服务市场昂贵等因素使然，既形成1949年建国后少有的城市家庭主妇阶层，又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对家政工的需求和家政工（保姆）市场，使保姆甚至菲佣进入了家庭并分担着家庭照顾的功能；教育、就业、住房等政策的调控，随时可能将婚姻家庭置于聚散动荡之中，一旦政策有风吹草动，随即有家庭的真假解体②。上述变化，使得与家庭相关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例如虐待子女、儿童辍学、青少年犯罪、家庭暴力、虐待老人、精神疾病（含自杀）、离家出走等，家庭在教育、扶养、照顾、赡养、保健以及满足成员需求方面的能力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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