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工：东莞打工生活实录》：
C厂是由芬兰人投资的，有不错的企业文化。公司不鼓励员工加班，每天六点下班后，保安员会到办公室清理人员。没有写加班申请的，一律不许留在办公室。每周一到周四，办公室人员必须穿着正装或制服，周五才能穿牛仔裤、裙子、T恤之类的衣服。公司很重视员工的素质培训，各类培训贯穿于工作的各个环节，还有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公司给主管以上的员工配发了笔记本电脑、手机，给关键岗位的员工配发了中文传呼机。最让我怀念的是食堂，六人吃四菜一汤，比大排档的菜品还可口。
因为太珍惜这份工作，所以也特别投入。每天晚上，我都会抽出近两个小时，从三千米外的宿舍走路回到工厂，检查夜班保安的执勤情况，然后再走路回宿舍。有时检查完后，就到楼顶的接待室沙发上躺一下，待天亮后接着工作。平常巡查保安工作岗位，我也是严格细心地检查各项任务，并为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规范文件。有时，我会亲自到保安岗位执勤，顶替保安，以便他去食堂用餐。但每次顶替保安岗位时，我又会打电话，有时打给其他岗位的保安，有时拨打外线电话给曾经的同事，这也给我自己埋下了隐患。
一天，我正和其他部门的同事在会议室开会，我的BP机显示：请回办公室。我没有理会，仍参加会议；约十分钟后，一名保安找到了会议室，示意有急事。我出来了，保安要我立即回办公室找主管。主管约了人事部的同事，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延长试用期。理由包括清理通告栏、打电话、保安员反映对他们管理太严格等。
我百思不得其解，但仍愿意接受这一决定。于是工作也180度大转变：对保安员的日常管理不再严格要求，绝不私打任何电话，有事及时汇报给主管。这样过了三周，我接到了试用期不合格的通知，并在两名保安员的监控下，办完手续离职了。
离开多年后，一名曾在C厂共事的同伴告诉我，我的离职是另一名同事和主管合谋的结果。因为，我表现得风头太劲了，让主管感到他自己随时会被我取代，而另一名同事想通过挤走我而当上队长。
职场，比战场复杂，我这个退伍兵被放倒了。
离开C厂的那一天，我叫了一部出租车，将衣物、书等行李装上，给主管留下了一句“山不转路转”，就绝尘而去。其实，按照我当时2000多元月工资的收入，搭乘出租车是比较奢侈的，但为了争面子，我咬着牙当了一回大款，事后心疼了好久。毕竟，C厂附近的公交车还是很方便的。这是1999年11月。
离开C厂先回湖北老家，休整了一阵子，每天接送在粮管所上班的老婆，算是对老婆的补偿。离多聚少，在家的日子悠然滑过，每一天都感到很新鲜，心情也没有受到被辞退的影响。2000年元月份，老婆生了个胖小子，初为人父，特别欢喜，洗尿布、逗孩子，直到过完春节。
2000年3月初，我带上行李箱，再次回到东莞，信心百倍地准备大展身手。去了两次基业人才市场，投了三份简历，有两家单位通知去面试。最终，来到长安，加入D厂，成为了一名行政主管，当上了保安队的小头目。
D厂是1998年开业的一家来料加工电子厂，有两幢厂房，港资企业，我的工作就是带领20多名保安做好工厂的安全保卫。保安工作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熟悉工作环境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上司欧阳先生也很支持我，工作上手快，同事们很友好，也很合作。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