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浙东学派各流派，一向不大看重书本上的知识；北宋王安石，南宋吕祖谦、陈同甫、叶水心都把学问看作解决民生经济的实际方案，又把学问看作方案实施的历程报告，离开社会实际问题就无所谓学问。所以王安石行新政，司马光引经据典那样君子小人说了一大堆，还经不得王安石“不恤国事，同俗自媚”八字的批评。由千载后的我们看来，像司马光那些人，救国不足，误国有余，都是那些圣经贤传害他们。清初学者如顾亭林，黄梨洲，也叫大家去注意当前的社会问题，谓：“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日‘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顾亭林《与人书》）人总是皮包骨头，有感情有理智的，生当乱世，要叫大家忘记眼前的痛苦，不关心身边的问题，事实上本不可能；叫青年从街头回到书斋，爬到云端里去做梦，更非情理中应有的事。浙东学派反空想而主实用，轻书本而重实践，至少对于现今这社会是一剂对症的药。
憎恨书本上的呆板知识，把“开卷有害”的话说得最透辟最明快的，莫如颜李学派两大师——颜元、李堞。颜习斋的一位门生把《中庸》“好学近乎知”那句话来问习斋，习斋说：“你心中是不是以为多读书就可以破除愚见？”那人说：“是的。”习斋便说：“不然。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李恕谷也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谱》）这是比浙东学派更进一步的说法。
所谓孔孟之道，自来被读书种子当作护卫自己的盾牌，只要他自己有什么作用，要对青年来说教，便托之于孔孟；两汉经学家，宋明理学家以及董仲舒、赵普之类的政客，都玩过这一套手法。宋明理学家从佛教道教学得一点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便把它套在儒家的思想上头，硬派孔孟是“明心见性”一路人；从《礼记》取出《大学》、《中庸》，从伪《舜典》取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的心法，硬派作孔孟的哲学体系。“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两句话，道问学的程朱和尊德性的陆王在致知方面意见虽不一致，对于“用敬”则完全同调的。而且程朱所谓格物致知，最初主张“吾心之明，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穷，致知有不尽。……故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而尽穷之，以求致乎其极”（朱子补《大学》）。后来一让步，又把格物的范围，缩小到“穷经，应事，尚论古人”三项上头，谓：“穷理亦为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处其当然，皆穷理也。”（《伊川语录》）宋明理学家教人为学，逃不出圣经贤传那个小圈子，也脱不了禅家静悟的法门。颜李学派出来才明明白白说理学家半日读书半日静坐那是野和尚，绝不是孔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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