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19世纪中叶之前，科学一直是科学家凭兴趣出发进行的一种活动，科学研究同哲学的探索、人文的追求难舍难分。
可见，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渗透与结合是人类科技发展的基本规律。康德在哲学上对近代科学的上述特征作了生动形象的概括。他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证了作为具有客观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乃是源于认识主体先天具有的一种概念结构或先验框架。在康德看来，近代科学不是把认识看成是与对象相一致，而是把对象看成必须与人的认识相一致，“自然”是人设计好的，是“人为自然立法”。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以科学理性为旗帜的人文精神在有效地摆脱了中世纪以神为本位的神本主义世界观的同时，由于它过分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和方法的绝对性，排除了自然科学中的人文蕴含，也就必然走向否认人文学科的极端。
如果说在康德那里，科学与人文还在某种程度上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起的话，那么，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于1942年在《科学界的规范结构》-文中提出的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无疑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默顿从认识论的角度将科学的精神气质归结为四条，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这四条规范分别从科学评价、科学交流传播、从事科掌研究的动机以及科学方法论等方面，排除了任何个人和社会价值因素对于科学知识的干扰。于是，科学中的人文因素逐渐丧失，人类理性的光辉被遮蔽，科学理性最后只剩下了工具理性。后现代哲学家格里芬把科学中的人文因素称之为“魔”，并提出这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现代科学为“祛魔”了。实际上，随着近代科学在西方社会中的权威地位的确立，近代科学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祛魔”，不仅自然界“祛魔”，人与社会领域也在“祛魔”，科学理性被推到极端，形成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推动下，成为西方社会思潮的主流，而关注人的本质、注重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则一度式微，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逐渐分离和对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断裂，使人类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全面发展陷入了困境。
2.现代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冲突
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它在给人类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精神和社会性的一系列危机，如二次大战、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贫富悬殊、伦理情感淡化等等，从而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峻挑战。现代科学带来的社会困境宣告了近代机械论模式的破产，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指出：20世纪的学术文化已经形成了“科学的”和“人文的”两个壁垒森严的世界，并认为，这种分裂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缺失，致使人们对现代社会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①斯诺的演讲开启了科学与人文由对立走向对话的先河，它促使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对科技进步这一主题进行深刻的反省，努力寻求两种文化的融合。
首先，西方的技术批判理论对科技异化现象进行了反思，他们对彻底物化了的科学理性给予了全面剖析和深入批判。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是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创立者海德格尔把对科学的批判归结为对技术的批判。他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通过座架，技术实现着对自然的限定，自然成为某种效应的存在，天地万物在技术世界中只显现为技术生产的原材料，自然丧失了其丰富的本性，成为人的对立物。②为此，他提出的解救方案是：科学认识应该通过诗意的直观洞察，即用“思”取代传统的逻辑化思维方式，使存在“去蔽”，以澄明存在的真理。
法兰克福学派也对技术理性及其本质给予了剖析和批判。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工业已经使科学和技术全面异化，科学和技术在当代社会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作为生产力，它们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作为意识形态，科学和技术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使人变成只追求物质的人，失去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的思维能力。③由此形成了。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这样，科学理性就从启蒙时期人性解放的武器走向了它的反面，由人类摆脱自然统治的工具转化为人统治人的工具，成为危及人类自身生存、造成人类诸多困境的否定性力量。为走出困境，马尔库塞呼唤一种新技术，认为新技术能够让自然“是其所是”，回到它的本真的存在，要求人类的行动服从自然的需要。
由此可见，西方技术批判理论对工业文明中科学技术对人的价值意义的丧失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揭示了科学与价值之间的深刻矛盾。但是，作为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反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他们的认识视角仍然没有摆脱笛卡尔主客对立的二极化思维模式，其解决方案不过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幻想，最终必然导致科学走向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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