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性中国教育研究集刊·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17辑）》：
尽管胡适只关心钱穆把老子移后，破坏了他当初建立的典范体系，但终究连尚未出版的诸子系年，胡适也知道了，且钱穆已成为座上客。然而钱穆却只顾辩护——他确如其本人所言，是“书生不习世故”，已有两次机会，也不知如何变通人情。其实，钱穆还有机会。丁文江弟弟在钱穆班上，需要补考，胡适去信请求免考。钱穆回复“可免补考”，却提出想让胡适为《先秦诸子系年》“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钱穆，1998a：191—192），又像当初在苏州中学时那样有些急切唐突。胡适没给钱穆作序，钱穆因此更易产生隔膜与误解。胡适看到《汉刘向歆父子年谱》时油然而生的好感也未能发挥出积极作用。
说不清该由谁负责。总之，来燕京后，此前对顶层人际缺乏了解的钱穆感受相当不好，除偶尔遇到可聊的顾颉刚、郭绍虞外，几无顺心之事，连课卷批得严一点，都有人来干预，且校内“主事者”也不无嘲讽地说其不懂“私情”。钱穆甚至觉得，“教大学有时感到不如教中学，教中学又有时感到不如教小学”。因为感觉不好，钱穆对顾颉刚说打算辞职不做。当时同样被复杂人际关系搞得焦头烂额的顾颉刚都没空“加一挽留语”，“亦不问所以”，只打包票式地对钱穆说，“此下北大清华当来争聘，君且归，到时再自行决定”（钱穆，1998a：157—158）。
暑假一到，钱穆便离京返乡。一年下来，除发表了一篇一夜成名的文章外并无多少教学收获。当然，钱穆对燕京本来也无知觉，只是由于顾颉刚太热心，才有此一遭。顾颉刚对钱穆的事确实非常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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