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笔名栗子、谭心，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1985—1991年任西北大学校长，现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华夏文化》季刊主编。参与主编《宋明理学史》，自著和主编的著作有《中华人文精神》《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张岂之学术自选集》《乐此不疲集》等。

　　大学教育，如何做人是最基本的教育。专业教育侧重于“育才”，素质教育侧重于“育人”。若“育才”压倒了“育人”，学生掌握了高新技术却缺乏人文关怀，具备了学识却不具备人本意识，教育就是失败的。文化素质教育，首先要培育的是人性。
　　国内享有崇高声望的思想史家、教育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87岁高龄的张岂之先生阐述高校大力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必要性与重要性的重要著作，是张先生几十年来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理论结晶。张先生认为，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浸润，就好像大学没有草坪、没有树木、没有喷泉一样，干枯贫乏，教育功能将难以实现。因此，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被割裂、分离很长时间以后，今天强调人文文化的重要性，用以推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应是题中的要义。张先生强调，不论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如何发展，人文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不会改变的。教育不但使人掌握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而且人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必然改变自己，使自己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这个目标的达到，必须依靠人文教育。而大学人文教育的核心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必须通过教育悉心浇灌、维护。

　　二、学术创新
　　清华校歌中有一句：“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八个字体现了清华人文传统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东西文化的会通与创新。这里以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例作简要说明。
　　王国维在中国经学向近代学术转型中有首创之功，在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都有创造性贡献。他了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新发现的史料又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指出，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而近代则有殷墟卜辞、流沙坠简、敦煌写本和边疆民族碑刻等史料出现，可称之为新史料发现的时代。他对甲骨卜辞、钟鼎款识、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等都进行过研究，特别是研究了甲骨卜辞和流沙坠简，并把它运用于古史探索。从甲骨卜辞中，王国维发现《史记．殷本纪》等古书所载商王世系基本可信。他又把甲骨文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及《吕氏春秋》等传统性的古史互证，从而证明这些古史传说，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由于王国维善于利用新史料，他的史学研究（包括研究方法和具体的学术观点）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比他同时代人更加准确、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上古历史的演变线索。正如郭沫若所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异样的光彩。”又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振玉）王（国维）二家的业绩为起点了。””
　　陈寅恪研究中古文化史，史料范围极为广泛。他在刊载于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会有学术创新。他所作《静安先生遗书序》又指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取得学术研究上超越前贤的成就，原因之一是他善于利用地下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陈寅恪自己研究中国中古文化史，并不限于旧有的材料。他曾说旧有的文化史研究，材料半出于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而他不但利用正史类书，而且还用了诗文别集，乃至敦煌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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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人文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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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精华例举及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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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略论
试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我对中国大学精神的理解
附录
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