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本来是价高者得,作者用这一比喻来描述劳动力市场中的情况,已是两极化的劳动力市场中,一拨人以其高质量作为筹码能够赢得高薪酬,把自己卖个好价钱;但另一拨人唯一的筹码就是“贱”,谁的价钱更“贱”,谁就赢得了雇主的亲睐。
★ 我们反复向孩子们传递这个信息:‘学习,拿到大学学位,找份好工作,然后你就会过上好日子。’然而这已经与目前暗淡的工作前景格格不入。我们该如何重新构建另一个别样的未来,在那样一个未来的社会,教育将变得更富有意义,
★ 对于家长、大学生和决策者而言,《全球拍卖》是一本必读书,高等教育=好工作=高收入?一本有关经济、政治的社科著作,一本深度剖析全球化格局下的社会现象的概念书
★一本关于个人如何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探讨之书。
《全球拍卖》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对工作和收入的“破碎承诺”(broken promise)问题。接受更多更好教育就能带来好工作和高收入,这是教育曾经给人的“承诺”,但在大学生越来越多的今天,这样的“承诺”已没有了往日的价值,也可能无法兑现。按照作者的观察,劳动市场正在上演两极化的“拍卖”。在顶尖大学受教育的精英继续留在市场顶端,企业为争取他们,愿意支付高价薪水,就犹如增价拍卖。相反的,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没那么受市场青睐,在劳动市场上不得不压低薪水来换取就业机会,这就像是一场价格越标越低的荷兰式拍卖(Dutch Auction)。当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期待毕业后从事专业、管理阶层的工作,但一个国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当白领。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它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如何迎战这个挑战值得关注。
第一章 导论
民主国家的人民凡事全靠自己,他们不会轻易投身于重大的冒险行动;他们只是在淬不及防时,才被卷入革命。
——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1835年。
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在1831年四月初抵达美国时,这里给他的最初印象令他惊呆,他看到如此多非常有趣的事物,不过尤为重要的是,他视美国大陆为一片机遇之地。他在写给好友欧内斯特·沙布罗尔(ErnestdeChabrol的一封信里坦言:“在这里如果一个人对过上美好生活怀有一种合理的希望……并且勤劳,他的未来就有了保障。”
如果托克维尔今天重返美国,他的反应又会是什么样呢?毫无疑问,他会再一次因这里发生的变化而感到震惊。19世纪30年代,那里还没有无线电、电视和计算机。他会为大大小小城市里的消费殿堂感到惊奇,当他认识到经济繁荣已经延伸到大多数美国家庭,他会想起他当初的远见。他还会惊讶地发现当今美国总统竟然是一个黑皮肤的人,在他印象里,美国黑人是被奴役的,是被白人社会排除在外的,他还会为妇女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震惊。但是,在强光之下,对于黑暗时代的现实,他是不可能错过的。
尽管他相信美国是第一个在平等事业(thecauseforequality)上取得胜利的国家,毫无疑问他将会对美国人梦想的脆弱性感到惊讶,并且会惊讶地发现数百万美国人竟然依赖粮票。他还会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幸福的,他们为子孙后代的未来而恐惧。他还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根深蒂固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之路将不会恢复那曾经受到许多人希冀的美国梦。
如果托克维尔的重返旅程带他去过美国之外的地方,他也会注意到关于建立一个富裕而公平社会的想法已经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讨论中国梦或者印度梦同样是有效的,由于所有人都已经表达了要致力于经济增长,并将其作为让更多人拥有机会,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的途径。但是,他也会发现,不确定的时代并不唯独是一种美国现象或者欧洲现象。如今即使加入全球中产阶级排名榜的中国家庭和印度家庭的数量之多已是史无前例,世界上人口大国所实现的壮观的增长率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社会动荡所产生的恐惧。
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去重蹈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而是去理解美国梦的未来。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已经不能再仅限于研究国界之内所存在的事物。尤其在经济活动方面,这个世界已经被整合得更加紧密,并且处于同一个网络之中。美国劳动者的市场价值不再是仅仅与他们的邻居相比较,而是要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工作拍卖当中来判断这种价值。为了发现这些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美国和欧洲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所意味着什么,我们开始了对七个国家的长途旅行,其中包括美国、英国、中国、德国、印度、新加坡以及韩国。这项研究长达十余年之久,在2008年华尔街发生第二次重创之前的连续三年时间里,我们进行了一项紧张而深入的研究,亲赴18个城市,其中包括一些亚洲经济发展重地,比如班加罗尔、北京、广州、香港、孟买、新德里、首尔、上海和新加坡。
我们想要对官方就如何在未来实现中产阶级繁荣所做的解释进行考证。知识型经济是否真的加速了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雇员的需求?在过去,个人往往是通过投资于教育来增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并通过自己所取得的教育成就而获得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但是现在想要获得一份高收入工作,仅仅靠这样做足够吗?美国人能够成功地吸引来全球范围内所提供的一大份高技能、高工资工作吗?
为了发现一些答案,我们与200多名受访者进行了交谈,其中包括企业经理人和执行官,以及许多不同国家的决策者。我们会见这些受访者的地方包括公司总部、地区办公室、高科技厂房、研究基地,以及政府部门,同时我们还利用旅途之便同出租车司机、酒店雇员以及航班上的旅客进行了交谈。我们特别关注那些世界顶尖级的跨国公司,这是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他们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过,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美国公司。我们也访谈了一些在英国、德国、韩国、中国和印度处于领先发展水平的公司。今后几十年,由这些公司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将会深刻地影响到美国劳动者的机遇和繁荣。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想要确保我们所做调查的公正与严密,然而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发现需要与广泛观众来分享,而不是被封锁在一些专业性期刊中。我们所观察的是一种经济权力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威胁着经济繁荣和社会正义的根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当中有很多人实际上并不希望我们将我们所观察的这一事实公之于众。此前我们已经发现了另外一个不便于被公开的事实(inconvenienttruth),对于这个事实我们每个人却有权利知道。
我们所会见过的那些人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看到一个处于变革当中的经济世界。这种变革对我们来说既唤醒了一种羡慕感,同时也有一种不祥之兆。亚洲经济革命的阴暗面是对于妇女、男人及儿童的剥削,但是这仅仅是如今正在展开的故事的一部分。故事的另一端线索是,中国和印度正在以突飞猛进的速度与亚洲、南美洲及东欧其它新兴经济体一起,加紧展开对高附加值物品和服务的竞争。这种情况正在动摇着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世界仍将保持被分割为脑力国家(headnations)和体力国家(bodynations)的局面,前者是指美国、英国和德国,后者包括中国、印度、越南。这种观点无法理解,全球经济怎么会允许新型经济体跳蛙般地跃过几十年的工业发展,从而创造出一支高技能、低工资劳动力,这些劳动者完全有能力在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就业竞争中取得成功。这些劳动力对美国和其它富裕国家中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挑战,这些富裕国家中产阶级曾经一度安然地从事着稳定且薪水丰厚的工作。
公司一旦可以获得廉价的脑力(brainpower),它将会对西方劳动者的繁荣造成威胁,即使在西方经济从衰退中复苏很长时间之后,这种情况也将继续存在。1831年托克维尔所发现的处于美国梦之核心要害的那些机会,如今却受到这种情况的挑战。奥巴马总统当年也正是通过打出这张牌,才在美国民众当中树起了他重建美国的政治信度。
一、机会协议
二战后,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均享受着史无前例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经济国家主义的模型之上:它原本打算是将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收益传播至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享有特权之人。个人与家庭通过享有受教育机会和高收入工作,从而与国家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同时,国家向需要福利之人给予福利支持。
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193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通过对新自由主义观点提出批判,对当时的经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凯恩斯否定了新自由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并不需要政府干预,所以,陷入衰退的经济将会自动反弹到繁荣时期,且恢复完全就业的状态。
凯恩斯反对上述观点,认为政府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有效干预,从而解决衰退问题,或者如其另一同时代人所称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因此,当物品需求疲软,劳动者将受到失业威胁时,政府能够采取行动保持产业车轮继续运转。凯恩斯还承认,福利国家应该保护其国民免受持续性的不安全之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经历的这种繁荣与萧条之间的交替性,其特征就是一种持续性的不安全。
截至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重新获得了主流地位。在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各种关于自由贸易、自身利益,以及市场具有传递繁荣与正义之力量的说教又重新抬头。由于凯恩斯的观点是被认为是大政府的食谱、日益壮大的下层社会群体的国家讲义,因此而被抛弃。
由此,新自由主义的信条鼓励人们去相信,20世纪50、60年代所引进的福利支持是错误的,因为它对失败和无能行为进行奖赏,而自由市场则提供了一个公平且有效率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才干与刻苦工作将得到适当的报酬。于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便极大地依赖于维持(如果不是提高)其知识、技能和文凭的市场价值。对于那些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的个人而言,由于他们能够满足于知识型经济所提出的竞争性条件,那么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报酬就会有很多。由于知识型经济依赖于新的想法、技术和创新,所以人们认为知识型经济扩大了人们的机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政客与意见领袖们继续将未来经济解释为是一个关于聪明人的世界,即聪明人以聪明的方式办聪明的事。这是一个充满着新机遇的世界,那些坚信市场能够实现中产阶级梦想的美国劳动者及美国家庭,可以从中获得创造性才能和繁荣。这种信念导致了大西洋两岸均出现了一种机会协议(bargain),在这些地方,国家的作用被局限于通过教育为人们创造机会,使人们在全球竞争中成为受青睐的劳动者。在这种全球竞争中,人们的经济命运取决于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成功。
如今,在欧美国家,数十亿美元被用于动员劳动者们在为了最好的工作、技术和公司的竞争中超过其竞争对手。几乎所有富裕国家都在引进大量的政策、项目和行动计划,期待着进入一个以高技能、高薪工作为标志的创新性时代。高等教育被大规模扩张,而且它鼓励个人通过承担个人债务的方式去获取大学文凭,并且让这些人相信,他们一旦进入就业市场就可以拥有丰厚回报。
本书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说有很多这样的金钱、努力和进取心将会被浪费掉,由于这个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未能实现它在教育、就业及报酬方面所做出的承诺。许多美国人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让他们相信“学习等于赚钱”,所以他们对一个并不亏欠其生活的世界抱有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期待。
这种情况使得许多美国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这种知识资本主义新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因为他们陷入了一场创造性破坏风暴,这种形势使个人很难找到解决办法,以应对不断发生变化的经济现实。在美国,对于管理性、专业性工作职位的需求量不仅是远远少于我们普遍所推断的那么大,而且与这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实际工作生活的质量与报酬实际上也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学习就等于赚钱”这种观点并没有注意到,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在美国大多数具有大学学位的人实际上还没用亲眼目睹到工资收入的增长。大学毕业生当中仅有的赢家,也就是那些在竞争最好的工作时获得成功的少数人。这种情况正在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压缩,并且出现了两极分化,这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本书要为读者展示的是,美国劳动者的命运是如何与这种面向减价脑力的全球拍卖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拍卖削弱了许多管理者、专业人士以及技术人员的交易地位(tradingposition),这种交易地位在以往是与个人的成功以及舒适的生活水准有关联的。对有能力且愿意刻苦工作的人所做出的那个过上好生活的承诺现在已经被违背了。美国中产阶级所遇到的这种挑战的背后,是权力在全球经济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无论花多少财力去开发美国劳动力的技能,这种转移都不可能通过就业市场来得以解决。新自由主义机会协议已经被撕毁,它曾经为美国家庭提供了一条通过教育去实现个人与国家繁荣的路径。
……
第1章 导论
第2章 虚假承诺
第3章 知识战
第4章 质量-成本革命
第5章 数字泰勒主义
第6章 人才争夺战
第7章 全球拍卖中的管理
第8章 高技能、低工资
第9章 陷阱
第10章 新的机遇
“对于家长、大学生和决策者而言,《全球拍卖》是一本必读书。它对一个最为重要的矛盾提出了讨论。我们反复向我们的孩子们传递这个信息:‘学习,拿到大学学位,找份好工作,然后你就会过上好日子。’而且,决策者增强了其旁敲侧击的鼓声,坚持告诫民众,要想立足于我们经济竞争对手的前面,(我们的人民)就有必要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但是这样的声言对于许多个人来说已经变成了陈腔滥调,它们已经与收入的停滞和暗淡的工作前景产生了严重的格格不入。本书作者解释了在虚辞与现实之间是如何发生了这种戏剧性的破裂,以及我们有可能如何重新构建另一个别样的未来,在那样一个未来的社会,教育将会变得富有意义,且能够凭其本身的权利履行其应尽的职责。”
——亨利·莱文(HenryM.Lev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廉姆·赫德·赫尔帕特里克(WilliamH.Kilpatrick)经济学与教育学教授
“这本书很有挑战性,而且时机非常好。有一种信念让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们感到很舒服,这个信念就是:只要当这些西方社会继续推行教育扩张和改革项目,全球资本主义就能够成为西方社会的人们无止尽地向上流动的源头。这本书却以一种引人入胜的、生动的叙述风格,对这个信念提出了质疑,它对固守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家,以及将教育视为社会流动之伟大引擎的社会学家提出了挑战。
——约翰·戈德索普(JohnGoldthorpe),英国牛津大学纽菲尔德学院,荣誉退休研究员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全球拍卖》所讨论的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可供跨国公司利用的劳动力供给方面出现了极为显著的扩张,这种扩张是如何导致了全世界的就业在地域位置上所发生的巨大转移。它汲取了作者多年来彻底性的研究成果,为学术人员和企业领导人士均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戴维·芬格尔德(DavidFinegold),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管理与劳动关系学院,院长
“布朗、劳德和艾什顿在这本书里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论证,为全球各个地方的公民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犹如向睡梦中的人们拨打了一个唤醒电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管制,实行这种管制的目的是为了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本书猛烈地抨击了那最后一套企图用来维持当前这种制度的借口,即受过教育的人总会以某种方式躲开这种逆向竞争。”
——凯文·雷克特(KevinLeicht),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