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是教育史上无法绕过的一位大家，他对近现代美国及世界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实践改革更是对一线教师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从睿智深刻的“经验改造”“实用主义”，到具微可感的“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等，《『偷师』杜威：开启教育智慧的12把钥匙》以“草根”的笔触，为读者全景呈现了杜威的教育世界。
　　细细品来，杜威或谈笑风生，或低吟警语，或当头棒喝，或俏皮打趣；一时时空恍惚，仿佛“大师”已然在侧。《『偷师』杜威：开启教育智慧的12把钥匙》“挫万物于笔端”，文辞清新，笔墨洗练，颇具寓意，给现实的教育突围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观照。

　　李老师的情境教学实践给我们的启示和杜威的主张是相通的，即在具体的情境中设置教学过程，用直接经验式的感性过渡，让学生身处其境，通过眼、耳、口、鼻以及四肢的配合，构建出一种“时·空·人”一体化的“3D课堂”。这也是杜威，以及当年芝加哥实验学校的老师们一直梦寐以求的。
　　话说回来，在中国教育的紧箍咒被越念越紧的今天，我们的一线教师也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却很难常态化。倘若不出校园，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接近这种理想？对这个问题，我国电影课的发起人雷祯孝先生给出了答案：可以。
　　雷教授和他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开发了电影课程，在全国26个省、市、区的516所中小学幼儿园和几所马来西亚华语学校进行了实验验证。在这个被英国著名诗人奥登声称的“焦虑的年代”里，能取得如此广泛的影响和良好的效果，实在令人诧异。雷教授将生命化教育、文化教育、社会教育和道德教育等主题通过国内外的不同优秀电影来展示，不仅在感官上给人以冲击，思想上更是有难以言说的触动。他常喜欢请学生在影片放映时思考：“海龟会不会思考？”、“捕蝇草会说话吗？”、“气候对北极熊的影响在哪里？”这些类似“五步教学法”的问题设置，让学生在观看的同时不断地调动生物学、地理学知识来分析、解决问题。
　　我们不妨再转换一个角度，从反面看看时下教育的问题。所谓具体的场景，即要求教学内容“与我有关，为我所用”，但当下“书上的经验”或“笔下的成长”太多，老师不讲孩子听得懂的话、不举孩子有感受的例子太多。比如，我们对平日的“训练”比较熟悉周周练，日日练，似有“生命不息，练习不止”的态势；但练来练去，大家如小和尚撞钟，总难提高。因为这时的训练已变质成一种机械的固执之举，出人，出力，出功，就是不出成绩。
　　现在的教育之弊，一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的虚妄，难得其要；二是“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缺憾，舍“我”，焉能求成！正是这种本源上的缺失，学生无法将自我需求和训练相统一，而一味追逐末微的“奇技淫巧”，恰如空中楼阁，自然也就不必抱什么指望了。所以，杜威对课堂教学情境的强调，钟情于有形有质之经验改造的真实性，包括他对教育中的“假大空”的批评等，都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即使时空转换，国情迥异，我们今后能做的和该做的，也还有很多。
　　当前，很多课堂死气沉沉、机械呆滞，除了学生没有身处其境的心神合一，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逻辑不太讲究整体性思维。数学归数学，语文归语文，外语归外语……林林总总，看似分门别类，仿佛“科学”、“系统”得很，但其间互不统摄，互无增益。更麻烦的是，这些学科分解到课堂中，又将人的能力横加解构，计算归计算、写作归写作、背诵归背诵、想象归想象。
　　这种因过度精细而肢解教育的方式是杜威认为的一大忌。实际上，他一再告诫教师：从来没有什么现成的“能力”或“智慧”等着我们去唤醒、去使用，这一切都是在具体的境况中，依靠实践得来。比如我们很推崇“逻辑”，讲“高效课堂”，喜欢凭借不断地计算、推理、建模来训练学生的思维，但杜威早已将之否定了：单纯的逻辑训练固然可用以否定权威，但无法促成创新。创新，需要灵感，需要氛围，需要跳出逻辑。
　　所以，从这一点上去理解他主张的“实用主义”、“学校即社会”等思想，就更加顺畅了。当下的一大问题，就是师生失去了共同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基础，大家没有了相同的“目标”，做的，就只是一件近乎西西弗斯的无功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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