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体育哲学思想比较》：
（五）“娱乐重于竞技”的体育伦理思想
在先秦及秦汉时期，体育与军事的结合极为紧密，射、御、蹴鞠、游泳等项目在军事训练中运用得较多，而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得较少。这与儒家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思想有关。在“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下，一切事物都不能脱离实际，从而使“社会风气和民族心理蒙上了极大的沉重感。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产生出有如希腊的那种‘嬉戏’心理和‘游戏’隋调”。诚然，这与农耕自然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兵者国家大事的战争从士兵的选拔到战场的现实，终究需要身强力壮的体格，需要能征善战的勇气和智略。
进入魏晋以后，在主流意识中，崇尚虚无无为的玄学对儒家的“实用理性”产生了冲击。而在社会生活里，由于魏晋时期的统治者是由汉代世家望族演变来的门阀士族，他们位居要津，但生活方式极为腐朽，终日沉湎于酒色淫乐中。“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行酒而止所亲……”（《晋书·刺骄》）玄学的产生又助长了门阀士族腐朽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魏晋之际，天下多故”，也促使魏晋形成了苟且偷安、纵欲混世的社会风气。于是体育项目的娱乐性逐渐增强。如春秋战国时讲究礼节的投壶活动到了魏晋就成为了愉悦身心的游戏，而“弹棋亦近世之雅戏，谓愁释愦，时可用之”（《颜氏家训集解》）的处世思想更促使体育活动成为人们逃避现实、宣泄愁绪的一种方法和途径。
到隋唐，由于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娱乐体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盛行一时的各类球戏如蹦鞠、击鞠、步打球、踏鞠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在民间广泛开展，帝王之家、贵族子弟也乐此不疲。据说唐玄宗就是个出色的击鞠能手，其后的宪宗、穆宗、文宗、宣宗、僖宗、昭宗都喜欢打马球。更有甚者，一些打球能手往往还被皇帝看中而授之以官。唐末周宝（814—887），因毡球打得好，被唐武宗提升为金吾将军。唐代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还有顺应时令的立春拔河、清明秋千、重阳登山、端午竞渡等等，娱乐体育呈现空前的兴盛。
唐代体育的对抗性也有所增强。蹴鞠在汉代就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竞赛体制，但当时只有鞠域或鞠室，没有“毡门”，到唐代时鞠室改为毡门。据仲无颜《气氆赋》中记载：“苟投足之有便，知入门而无义；时也广场春霁，寒食景妍，交争竞逐”说明当时的蹴鞠是两队对抗，且各有一门，对抗性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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