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丛书：近代上海英文出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1867-1941）》：
翟理斯的总体文学观，使他对通俗文学相当重视。鲁迅先生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指的就是翟理斯之《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虽对此书不以为然.但也认为其“是能第一次把中国文人向来轻视的小说与戏剧之类列入文学史中”，“足以矫正对于中国文人的尊儒与贱视正当作品的成见”。《中国文学选珍》虽没有收入戏剧作品，但所收小说亦可让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不同文类有初步的了解。
当然，翟理斯的中国文学观也有缺陷。在《中国文学史》里表现出来的疏漏，如对“词”只字不提以及忽略了许多重要作家，在《中国文学选珍》里并未纠正。此外，所收有些作者不具有代表性。文章卷选的刘胜、胡铨、登椿、汤重、杨继盛妻张氏、沈束妻张氏、蓝鼎元，诗歌卷所选邵渴、刘商、马自然、刘季孙、赵彩姬、赵丽华、方叔邵等，他们不是·流的作家，因此也就很难说这些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学的精华。
尽管翟理斯的中国文学观缺陷使《中国文学选珍》存在不少问题，但在当时来说，该书已是一部相对完整且质量较高的中国文学作品选，相对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面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它使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认识。在翟理斯之前，虽然有一些文学作品被译成外文，但那只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中国文学史》勾勒了中国文学的面貌，但限于篇幅，不可能大量翻译作品。①而《中国文学选珍》则为读者提供了感性认识中国文学作品的良好条件。“翟理斯教授的《中国文学选珍》也许是把中国作品翻译到欧洲语言里面最全面的一种了。它的目标是让英语读者对中国的整体文学有一个认识，可以说，翟教授已经达到了目标。”②为了更好地让西方读者接受，翟理斯的翻译技巧也值得注意。1922年《古文选珍》增订本出版后，《新中国评论》上的评论称：“译者的人所共知的行文风格水平非常之高，就凭这一点，读这本书就是非常令人愉悦的了。同时，译者本人在英国汉学界中的一流地位也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③在《古文选珍》的译序中，翟理斯说明，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保持字面上的精确对应。但为了顾及学习中文的学生的需要，所以在有些地方稍稍改变了翻译的策略，省略了在译成英语后很难念的中国人名，同时也删除了英语读者难以理解的深奥典故。因为要解释文章中的典故，“不论是用脚注或者是在作品前面先详加说明，都是一种很明显的文化负重。这既不是翟理斯的主要翻译目的，也绝不是他心中的一般英语读者会感兴趣的东西”④。同样，翟理斯在译文中，对于汉语的简练而意蕴丰富的句子采取扩写，而对于修辞冗长的句子则缩写，于是整个译文明白晓畅，“在外国学者中，只有翟理斯先生一个人能把中国的古文译成地道的英语”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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