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料
史料有许多种，大致可以分为口述史料、文献史料、实物史料三种。
口述史料是比较珍贵的，因为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口述者就是历史的亲历者，他们对事情真相的了解是所有旁观者望尘莫及的。别人可以分析但未必分析得很准。同时在文字出现以前，许多民族、部落的历史也主要存在于人类口口相传的史诗或者传说中。所以口述史料历来受到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史料进行了分类，有所谓的第一手史料、第二手史料的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口述历史是第一手史料，因为它是当事人的经历，有些隐秘的内幕只有当事人自述才能说得明白。
口述史料虽然极其重要，但是它也有致命的弱点。人们往往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歪曲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出于遗忘，或者是由于某种利害关系。因为年代久远、记忆失误，人的记忆往往会受到各种资料的干扰。我们一直把七月一日当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但长期以来中共一大到底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并没有搞清楚。当时需要纪念共产党诞生的时候，搞不清楚是哪天，但确定是七月，于是就把七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后来以讹传讹，就变成七月一日是一大召开的日期。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同时，心理学中有一种遗忘机制，比较痛苦的事情很容易忘记，自己做错的事情也比较容易忘记。更多的是有意的歪曲，比如张国焘在北京从事地下活动时被当时的警察抓去了，在他的回忆录中把这段过程写得很具体，他怎样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英勇斗争等。后来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北京方面清理旧的警察局档案，证明张国焘在警察局里的表现并不像他回忆录所说的那样，他当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且把李大钊也招了出来，还说了一大堆人，警察局马上根据张国焘的供状发布对李大钊的通缉令。我想，张国焘对这件事情是不会记错的，所以他的回忆录是有所歪曲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回忆录，大量回忆录并不是传主本人所写，而是有一套班子帮他完成。有一本是苏联人写的《延安日记》，作者孙平，当时确实在延安工作，是共产国际的特派代表。这本书是孙平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把共产党、毛泽东痛骂一顿。苏联解体后，苏联有关专家包括孙平的儿子出面证实，这部日记是苏联的一个班子根据他父亲保存的档案编写而成，加了当时苏联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所以《延安日记》作为史料没有多少的研究价值。
我还看到过一个传教士雷震远写的回忆录《内在的敌人》。这一看就知道他是根据40年代后期冷战刚开始时美国汉学家关于冷战的一些说法编写而成的，他说世界上存在着一冲很恐怖的共产党阴谋，就是叫人们都到法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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