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管理，名人们的教学，再加上孩子们的努力，育才学校在抗战史以至于中国教育史上都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奇迹。当时的育才学生，后来曾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杜鸣心回忆那段经历时，感慨地说，仅仅在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一年之后，学生们就可以到重庆去开音乐会，向社会各界人士汇报他们的学习成果。翦伯赞则记得，不过才十几岁的孩子，却可以对当时的时局有着深刻的见解，可以独自编写歌曲，可以将夜里见到的星空画成标准的天文图。这样的成绩，恐怕是今天的大多数学校都不能达到的。
抗战结束，社会各界都开始迁回原所，陶行知决定将育才学校迁到上海。陶行知这样决定的原因是上海的经济最为发达，可以有机会为育才学校筹集到更多的经费。在回到上海之前，陶行知来到阔别十五年的晓庄师范，给自己的母亲、妹妹和妻子扫墓，同时也顺便探望一下二十年前的学生们。这时的学生们大都已经人到中年，当年在幼稚园里上课的小孩子如今也都年届而立，子女绕膝。这些人抱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来看望当年的校长，许多人都涕泗横流。
陶行知回到上海，除了育才学校，陶行知还有一个更伟大的构想，就是将教育推向全社会，他要在上海办社会大学、新闻大学和无线电大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大约就是社区大学、函授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将整个上海变成一所大学校，让上海市内的所有人都有平等的资格接受教育。
1946年初，陶行知的好友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被暗杀，陶行知暂且放下了教育方面的事务，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演讲和宣传上，以争取国内的民主与和平。陶行知回到上海就开始准备演讲，在接下来的一百天的时间里，陶行知在学校、机关和广场所发表的演讲就多达一百余次，丝毫不惧特务的跟踪与监视。一百天后，劳累过度的陶行知因为突发脑溢血住院，当天下午因抢救无效身亡，时年55岁。
陶行知的去世，留给战后的中国教育界无尽的遗憾。对于陶行知所做出的功绩，国内的名人们纷纷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宋庆龄将其称为“万世师表”，董必武尊称他为“当今一圣人”，郭沫若则拿他与孑L子相提并论，说“两千年前的孑L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恐怕最需要思考的问题仍然是如何为广大的农村和落后地区培养合格的教育人才。从这一点上来说，陶行知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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