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深刻地阐述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他的《知识考古学》旨在通过考古学及系谱学的方法，来揭示我们习惯接受的知识、常识、思想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①在《词与物》中，福柯专注于研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强调历史是由一系列“认识”与“权力分布”构成的，“话语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②。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探讨理性对非理性的霸权。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关注作为话语的知识如何与权力进行嫁接、互相助长，并被运用到现实实践中对某些特殊群体形成规训作用。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种规训正是弗洛姆所说的“匿名的权威”。在《性史》中，福柯把中世纪的修道院也看成是权力机构，指出性话语与性科学也是权力的产物，并由此认为，教育学、法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是权力制造的产物，而并不是客观知识的体现。福柯的话语权力观为理解国际社会现象提供的分析框架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应该看到，他只看重知识对社会的控制，认为人类成了知识力量、组织力量规训和引导的对象。福柯离世时，冷战尚未结束，互联网时代尚未降临，全球化的论述尚未成为主流，他也并未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广泛普及，反抗者对“真理”的认识日益清晰，“话语”的制定以及被普遍接受的难度日益提升。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有人称之为“话语霸权理论”。他认为知识分子组织起制度和社会关系，将其世界观转化成具有支配地位的思潮，通过政治社会的霸权使隐含的价值话语以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渗透到公民社会来取得认同。①他指出“文化领导权”观念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屈从统治阶级的权力压迫，而是让每个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并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中来。葛兰西的话语霸权理论的提出是在20世纪初期，用这种单纯的阶级观念来揭示当今社会并不合时宜，但是他的“领导权”观念仍然适用于当今的国际关系，用它来理解大国的国际话语权、国际领导力有重要价值。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吸收了福柯的话语权论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提出了“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思想，认为“东方帮助西方定义自己的形象、观念、个性与一切的经验”。②他的“东方主义”深刻印证了福柯的“权力一话语”理论。虽然殖民统治30多年前就已经结束，随着东亚的崛起，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从大西洋两岸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但是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上述学者尽管详细阐述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却仍未给出“话语权”的精确定义。几十年来，有不少学者对话语权概念进行了阐释。国内关于话语权比较流行的概念。例如，刘笑盈认为：“话语权的基础是由经济、军事、政治等硬实力所决定的，但是话语权本身则表现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软实力，是靠传播来体现的，可以说是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现实影响力。”③冯广艺认为：“话语权是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语言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力，话语权是语言权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④综合各位学者对话语权的定义，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1.话语权是一种表达诉求和意愿的资格和权力，是影响他人政策决策的权力与手段。2.话语权的取得与一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制度以及媒介的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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