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4年前去世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他的《俄国思想家》一书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狐狸”和“刺猬”。这个比喻已经成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模式。刺猬执一而狐狸发散，刺猬一元而狐狸多元。
伯林的这个比喻，教我想到两种记者类型：狐狸型记者和刺猬型记者。
狐狸型记者，可能会有余裕从容应对纷繁变化的世界。刺猬型记者，也有他的长处，特别是在做批评报道时，他有可能会秉承社会正义感，骁勇善战，咬住一个棘手的问题，一路穷追不舍，不屈不挠，直到水落石出（我们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这种批评报道，其作者庶几可算，刺猬型记者）。虽然我欣赏狐狸型的，但我也深知，一个媒体（特别是非休闲类的媒体）是不能缺少刺猬型的。
伯林是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一书里说伯林“写的也是一种散文，一种谈文学而不用文学术语的文雅的谈话体散文”），还是音乐指挥家。
（八）
西方数学的一个传统是“代数几何化”。中国数学的一个传统是“几何代数化”。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古今数学思想》一书里说：中国数学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的影响。今天，数学家正从中国数学传统里获取灵感，譬如吴文俊院士的“数学定理机器证明”。吴院士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大系》第一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里还引述他人的看法：中国传统数学是一种“软件”的思想。
计算机科学家李国杰院士非常强调“算法”对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李院士说：软件的核心是“算法”（不是编程技巧）。计算机科学中的知识创新，主要是算法的创新。这也是来自于中国数学传统的灵感。
与数学里的“算法”相对应，文字作品在纸质媒体上出现，前期的采访或调研等工作之外，版面处理等因素之外，核心工作也在于“写法”。同样一个新闻事实，同样一个思想，为什么这样写出来好看，那样写出来就面目可憎呢？这样写出来有新意，那样写出来就“推新出陈”呢？这是“写法”在起作用。我今年终于下了决心不再订阅《读书》杂志。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原因：不是因为这本杂志的学术性，——这本杂志原先就有一定的学术性；也不是这本杂志的“思想”是我所同意或不同意的，——我们读一本杂志，并不因为同意这本杂志的思想才读、不同意这本杂志的思想才不读。我的看法是，《读书》里文章的“写法”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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