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研究>第二辑：新加坡文化概论》：
（二）外源性商业文化勃兴
从公元前后至13世纪后期狮城王朝创建，新加坡由东西方商船靠泊站逐步发展为连接中、印、阿拉伯及欧洲间海上贸易的国际性商埠。开展海上贸易所需要的管理维系及所带来的财富利益，对新加坡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外来文化的传人、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以及人口聚居地形成和地方首领权力的集中，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从而刺激新加坡港口商业文明和文化的兴起，为新加坡历史上首个封建王朝狮城王朝的崛起奠定必要基础。新加坡及马六甲海峡两岸等海上贸易较为兴盛的地区，正是东南亚古代早期文明文化较早兴起和发展的地区。
公元3世纪时，新加坡称“蒲罗中”，据宋《太平御览》卷七九一《扶南土俗传》载，蒲罗中“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其地产碡瑁、犀、象、珠玑、金银、葛越、桂木。人皆蛮夷，重译乃通也”。②可见彼时新加坡虽为连接中西海路重要商港，出产碡瑁、珠玑等特产，且可通过翻译与外界沟通，但文明程度较为落后，“人皆蛮夷，其俗食人”。至11世纪到13世纪期间，新加坡已形成繁荣稳定的港口聚居地与较高程度的商业文明，在中国、东南亚乃至欧洲文字记录中多处可见时称“淡马锡（单马锡）”及“龙牙门（凌牙门）”的新加坡港有关记载，包括《诸蕃志》、《岛夷志略》、《爪哇史颂》、《东方志》、《马来纪年》、《郑和海图》等，说明新加坡在这一时期已跻身东南亚著名国际商埠之列并具备一定国际知名度。13世纪时马可·波罗曾到访新加坡，对当地蓬勃发展的商业文化如此描述：新加坡“居民自有国王，并其特别语言。其城大而美，商业繁盛。有种种香料，此外一切食粮皆饶。”
新加坡基于海上贸易而蓬勃兴起的商业文化，主要在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明显呈现外源性的特点。著名南洋学家许云樵甚至认为，“南洋初无文化之可言，有之自中印两大文化主流之传人始。”①中国对新加坡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种、经济等层面，而在意识形态尤其是宗教层面，新加坡则主要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
在人种层面，古代早期新加坡主要居民为马来人，按照移居新加坡时间先后和出发点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1000年间移入的原始马来人，他们的祖先由东亚大陆移民进入马来半岛，其中居住在马来半岛柔佛南部及新加坡一带的原始马来人被称为“海人”（OrangLaut），这些海人于七八世纪曾在马来半岛南端建立罗越国，其国土包括今天柔佛与新加坡一带。另一部分是7世纪后由印度尼西亚诸岛移入的所谓开化马来人，他们曾于11至14世纪在新加坡建立淡马锡定居点并最终创立新加坡拉狮城王朝。根据进一步研究和考古发现，上述马来人主要来自中国华南，且以东南沿海为主。
在经济层面，与中、印两国的海上贸易成为新加坡赖以生存并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新加坡通过同中、印两国贸易，获得大量的中、印两国的产品，利于促进当地社会文明发展并强化同中、印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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