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奥威尔联系在一起的，是“二二得几”的问题。据狄更斯的描述，“二二得四”的算术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逻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来说，只有“二二得三”、“二二得五”才能表达了个体的自由选择；在奥威尔看来，尽管“自由可以说就是二加二等于四”，但“老大哥”却有办法让你说“二加二等于五”。近年来，有关文化的各种论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膨胀开来，但千言万语，似乎也还没有给出多少新的认知和体验。有关“二二得几”的三种回答当然也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但上述三种情形至少提醒我们文化不是什么：它不是功利、不是公式、不是权力。反论可以转成正论：文化建设需要超越功利的理想、突破公式的自由和反抗权力的勇气。

　　二二得几？（代序）

　　狄更斯（CharlesDickens）是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黑暗面的揭露者，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MikhailovichDostoevsky）是发掘人性的曲折、反常、乖谬乃至疯狂的俄国人，奥威尔（GeorgeOrwell）则是因其政治寓言《1984》而深得当代读者欢迎的英国记者。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原无什么直接关联，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基于不同目的说到过“二二得几”的问题。据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的描述，“二二得四”是庸俗的，它表达的是资本家的贪婪自私和非人性；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看来，“二二得四“是数学公式或逻辑理性，“二二得三”或“二二得五”才表达了人的自由感。在他们之后，奥威尔另有一说。

　　在寓言小说《1984年》中，奥威尔虚构了一个始终在“老大哥”目光范围内的大洋国，这是一个极端膨胀的权力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公私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所有人的所有活动都在电幕的监视之下，政治生活是被指令的，经济生活是被配给的，文化生活是被组织的，所有人都被反复告知：他们的一切都事关国家和政治。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会受到怀疑，任何与众不同的物品都会带来危险。怀疑和警惕是社会的唯一原则，忠诚和奉献是个人的唯一义务。生活在这里的人不但其日记，而且连下意识的心理活动也受到严密监控：感情、回忆、希望、欲求、感觉以及一闪而过的念头和稍纵即逝的表情，都有人在侦察、在报告、在记录、在算账，这些人就在你的身边：同事、朋友、配偶、儿女、路上的照面者、啤酒馆的侍者、杂货铺的老板以及一切可能与你发生一点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老大哥”控制深入人心。

　　大洋国的恐怖不但是严密而高效的，也是有创新和发展的。与历史上其他的专制制度、独裁社会、极权政治相比，这个社会最有创意的是消灭历史与改造语言。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写的历史当然是按照胜利者的希望写的。但“老大哥”比所有改写历史的胜利者更高明，他在消灭历史。目的之一是表明自己和核心党永远正确。“真理部”的日常工作就是根据每天变化的形势和现实需要，不断销毁或篡改各种讲话、文件和报刊，以期永远正确。目的之二，是封闭过去、冻结历史，把“现在”永恒化。在大洋国，个人的记忆被清理，以往的遗迹被铲除，所有人都生活在千篇一律、没有差别的环境中，不再有任何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不再有自由思想的必要资源。主人公温斯顿想找个人了解一下此前的啤酒是什么味道，也无法做到。历史之外是语言，大洋国有一个部门在编纂《新话词典》，主要方式是消灭旧语言、创造新语言。前者是为消灭历史，后者是为语言设界：词意由复杂而简单，词汇由多而少。除了“新话”，人们没有其他语言来思考并传达自己的思想，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新话”完善之时就是思想统一之时：从此不再有异端的或错误的思想，而正统的或正确的思想就是无思想。一切听“老大哥”的，永远跟“老大哥”走。

　　没有人受得了这个一切都被控制的世界。对“老大哥”来说，最大的、也是最可能的危险在于：这个社会中无数的监视者与被监视者，死硬分子与被动胁从者，以及被抓捕者、被处决者，他们都是人。“老大哥”如何能保证监视者和追随者永远像钢铁一样意志坚定、立场鲜明，而被监视者和被动胁从者又总是心甘情愿、服服帖帖？人当然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但没有人喜欢被监控、被操纵，自由不需要理由。即使在大洋中，也有人心不死，还在憧憬着自由。温斯顿就在日记中写下：“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你不能否定“二二得四”，你也就不能否定人的自由。“二二得四”是事实哲学、科学逻辑，因此它就不是权力逻辑。“老大哥”不是不明白，思想监控的效果有效而有限，对思想的控制离不开对身体的控制。在大洋国，支持、配合着思想控制的，是国家机器所体现的赤裸裸的暴力。这就是“友爱部”的工作：这里有电击、饥饿、毒打、鼠噬等各种折磨身体的酷刑，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一个人，就像他从没来过这个世界上一样。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还想自由、还参加了反对派活动的温斯顿被捕了。审讯者奥布莱恩一边握着可以控制温斯顿痛苦程度的转盘，一边和温斯顿进行着这样的对话：“你还记得你在日记上写过的话吗？”他接着说，“‘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记得。”奥布赖恩举起左手，伸出四个手指，大拇指屈起来，不让温斯顿看见。“我竖起来的手指有多少？”“四个。”“如果党说不是四个，是五个——那你说有多少？”“四个。”话未说完，温斯顿已痛得喘着气。控制盘的指针指着五十五。他浑身冒着冷汗，吸进肺里的空气化作痛苦的呻吟声吐出来。他咬着牙，但一点也减不了身上的痛楚。奥布赖恩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还是竖着四个手指。他按了按把手，温斯顿的痛苦稍微减轻了点。“多少个？”“四个。”指针跳到六十。“多少个？”“四个！四个！你要我怎么说？四个！”指针一定又跳高了，但这次他没有看。他看到的只是奥布赖恩严肃的面孔和他竖起的四个手指，手指像擎天的巨柱一样挺立在他眼前，有时朦胧且摇摆不定，但数目错不了的：四个。“温斯顿，多少个手指？”“四个！别再用那东西折磨我了！四个！四个！”“温斯顿，多少个？”“五个！五个！五个！”“那没用，温斯顿，你在撒谎，你还是相信看到四个。好，再来一次，多少个手指？”“四个！五个！四个！你要我说多少就多少吧，只要不让我受苦就是。”①

　　这个场景就是中国成语“指鹿为马”的现代版。权力就是影响、操纵和控制的力量，它的最高要求，是无条件的服从，是不计利害、不计生死地为之赴汤蹈火。在通常情况下，权力的运行是柔性的，并受到文明生活中其他力量的稀释、分散和平衡。但“老大哥”的权力是刚性的、绝对的、没有任何含糊的，为了彰显它的权威性、至上性，它可能甚至必须不承认事实、不承认科学。强权即真理，权力之外无真理。这就是大洋国核心党的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真实含义。“二二得四”，那是人所皆知的数学公式，核心党没有必要把它当回事，它只承认“二二得五”，你不信，那就得死。所以当温斯顿也不顾事实和数学，跟着奥布赖恩说四不是四，而是“五”或奥布赖恩所说的任何一个数字时，权力的效用和后果才真正凸显，温斯顿也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权力。既然二加二不等于四，那么自由也不是人性的自然或当然。在暴政、酷刑和死亡面前，自由和二二得四一样，都不是不可更改的、自明的事实和道理。温斯顿的选项只有一个：或者二二得五，或者去死。活着比自由重要，他选择了活着。这是人类无法避免的脆弱，因为我们有一副臭皮囊。虽然古今中外，即使在追求自由可能丧失生命的制度下，也有人如裴多菲所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真正可行的不是期待每个人都去做烈士，而是要约束骄横恣意、无所不在的权力，改造以暴政和役使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以支配与服从为判断标准的文化。权力绝非真理，服从绝非自由。繁荣我们的文化生活，需要自由的激情，需要像尊重二二得四那样尊重人的自由，需要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奥威尔这里，我们明白，人文精神如果不是对抗暴政，至少也是不以权力之所是为是、不以权力之所非而非的。

　　近年来，有关文化的各种论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膨胀开来，但千言万语，似乎也还没有给出多少新的认知和体验。有关“二二得几”的多种议论当然也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但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奥威尔的辨析至少提醒我们文化不是什么：它不是功利、不是公式、不是权力。反论可以转成正论：文化建设需要超越功利的理想、突破公式的自由和反抗权力的勇气。

　　这就是本文集追求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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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得几？(代序)
上辑传统资源与现代理念
红楼梦是中国人的梦
红学建构的文化脉络
“文明”还是“武明”：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意义
以多元论反进步论：章太炎的探索
1956与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谱系
“水晶宫”与现代文化的分裂
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
在批判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逻辑
作为文化变迁标识的“后现代”
下辑文化产业与当代生活
中国现代性图景中的文化产业
论中国文化产业
评中国文化产业政策
文化旅游的经验分析
革命新解与“红色”的再生产
文化关怀的变与不变
作为未来的过去
文化竞争与文化复兴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