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与恶的搏击中，才能显示出善的光辉。假恶丑是反人文精神的，对于假恶丑无情的揭露，正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真善美的人文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在当前更加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现代化建设成绩辉煌，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充分暴露：道德滑坡，价值失落，金钱至上，腐败丛生……这些问题归根结蒂是人的异化所造成的。
德国精神分析学派的人物弗罗姆在他的著作《占有还是生存》中对这种问题有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很切合现实，值得一读，正如书名，弗罗姆区分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个人体验、生存方式、社会性格：占有（to have）和生存（to be）。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基础是以利润为取向的社会，而占有观念的实质是：物物，也物于物——占有者和占有物都成为了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死的、没有生命力的。弗洛姆说：“看起来，我好像拥有一切，实际上一无所有，因为我所有的、所占有的和所统治的对象都是生命过程中暂时的瞬间。”①
而重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独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的理性，特征是积极主动地生存。“这种主动性说的不是那种外在的、身体的活动，不是忙忙碌碌，而是内心的活动，是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在奉献与分享中，在发挥主动权与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创造性活动中，快乐就随之产生了。就像弗洛姆所说：“现代意义上的主动（活动）没有区分什么是积极主动，什么是忙碌。这两种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说，这种区别就像‘异化’和‘没有异化’的活动之间那种区别一样。在异化的活动中，我并没有体验到我是自己行动的主体，我体验到的是我的活动的结果，某种与我相脱离、超乎于我之上或与我相对立的‘彼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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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