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敬畏民意，首先须洞观时局，默验舆情，即知“民意”，知而后敬，知而后畏？
俞可平：敬畏民意，当然不能只停留于口号。如果那样，就谈不上“敬畏民意”，而是“糊弄民意”。敬畏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要付诸行动。确实如你说，敬畏民意首先就要了解民意。不知民意，连“为民做主”都做不到，更何谈“人民当家作主”？要了解民意，首先需要让民意能够得以充分表达。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铁板一块的状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高度一体化，利益单一化，声音也只有一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社会已经发生结构性分化，原先的单一性社会已经转变为多样性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而不同的利益群体，必然有不同的需求。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在拓展民意表达渠道，但远远跟不上民意多样性表达的现实需要。让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疏通并扩大民意表达渠道，对于推进中国的政治进步尤其重要。
新京报：但当下中国，民意的表达空间以及表达途径，并非全然自由通畅，如何才能使“敬畏民意”不停留于口号与呐喊？
俞可平：制度性的民意表达受阻，已使中国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比如，中国的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国外的网民，通常的议题是谈情说爱，风花雪月，吃喝玩乐，中国的网民则高度关注政治。这么多网民在虚拟空间中谈论政治，是因为现实社会中缺乏制度性的参与渠道。因为没有足够的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其观点，所以网络变成了政治言论的表达阵地。
你看，这些年中影响广泛的政治事件，多半是在网上产生的。网民参政议政，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特色。此外，令各级政府十分头疼的民众上访，数量和规模也一直居高不下，群体性上访事件层出不穷，主要原因也是制度性利益表达受阻。只要百姓有冤无处诉，有求无处应，即使你不让他“游行”，他也可能上街“散步”；你不让他“示威”，他也可能到机关去“喝茶”。如果民意是通过“非正常的”渠道和形式得以表达的，那难免这些表达的“非理性”。
利益多元化，诉求多元化，而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那么，民意被阻滞、被扭曲，直至“被代表”，都在所难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制度性改革，这是一个比较紧迫的任务。已有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须与时俱进，加以改善；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渠道，拓展言论表达的空间。特别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宏观制度环境，让各个利益群体都有通畅的渠道，最大限度地自由表达其意见和诉求。从本质上说，民意表达不仅事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更事关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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