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紫千红才是春
关于散文
文坛上有过各种争鸣，关于小说、戏剧、诗歌，唯独于散文则少有争鸣的。这同当前的散文的繁荣极不相称。是散文已不需要争鸣了吗？显然不是。因为就鄙人不宽泛的阅读，关于散文的阐述就众说纷纭，有不少写作者都呼啦啦地抖搂着各种的旗帜。终于这一沉寂的局面被打破了，文学评论家陈剑晖首先在发行量很大的《羊城晚报》上，向新锐的风头正健的散文家祝勇发难，矛头直指其刊在《一个人的排行榜》上的那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序。这不由令我们这些平时喜欢写点散文者欣然，因为不管怎么，争鸣总证明了散文界的觉醒。
什么是散文呢？虽然大家都在写着，但概念始终没有清晰过。检手头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其解释如下：“（1）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区别于‘韵文’）。（2）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但我们看后还是一脑子糨糊，因为很准确的词语却表达出一种模糊的概念。“不讲究韵律的文章”，是不是包括公文、论文，甚至请假条之类，也未免太令人找不到边儿了。而所谓“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又失诸笼统。曾见有模糊科学，难道散文就该是模糊散文吗？之所以如此，或者因为散文是一种被最广泛地运用着的文体，广泛就让人丧失掉敬畏感与神秘感，仿佛散文不是一门艺术似的，无必要搞得很清楚。这无疑是散文的一种悲哀。
严肃的散文作者，总不愿掉以轻心，总希望把散文当成一种“手工的艺术”，在一种谨慎的态度下来创作。这种谨慎相对于整个散文界的粗疏与浮躁，无疑是一种力不从心的愚蠢。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说：“著书癖在人群中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力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这很像在说现在的中国散文界。也不见得不好。只是那种世俗里的权力与地位，却令人吃惊地也被带进散文界。艺术是平等的，与权力地位漠不相干，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权力与地位竟成了某些人衡文的标准，仿佛首长和学者的文章就一定好的，于是在各种年度散文选集中，被一选再选。当然也不排除若干的官员学者的散文是顶呱呱好的。
个性写作
如今散文界虽然是风扯大旗呼啦啦的，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传统与新潮之争。新潮无非是以颠覆传统为终极，对载道及言志极不感冒。好像散文可以全不要主题的。这依我这不成气候的习作者的经验，好像行不通。因为散文总是得要阐述一点什么，即使揭示人性也还无法排斥主题的存在。当然，主题可以多样，甚至不止一个主题，也不一定像传统散文似的非明确提出来不可，可以给人留下思索的空间。
题材当然不妨尽可能地宽广，但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贯彻个性化的精神，就正如李敬泽所说的，“真正的写作就必然是‘个人写作’，你想不‘个人’都不行”。现在写散文的很多，颇有泛滥趋势。跟风的现象十分普遍，大家人云亦云的结果就丢失了自己，因此个性的写作很是必要。因为只有真的出自肺腑的文字，才能打动人。
关于散文的真实，我赞成祝勇的提倡散文真实，不如提倡散文真诚的说法。因为即使自诩真实的往往也存在着虚假的可能，如杨朔的散文，多写于大跃进年代，却赞美人民生活的富足，如果不是昧着良心，就是故意造假。因此提倡真实，不如提倡真诚。真诚就是巴金晚年高呼的说真话。这当然需要勇气。散文家也是平常人，不必伪充高尚或伟大，只要本本分分的，秉着人的真诚去写就可以了。
现在的散文是越写越窄了，缺乏动人的大家气象。当然不是说小情小调的内容不好，但都这么写就让人受不了了。还有一种余秋雨始作俑者的所谓“文化散文”，如果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还有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话，那么其追随者就多半沦落到只是对历史的图解而已了。
那种主题先行，那种文散意不散，乃至篇幅上的限制必须打破。文无定体，设置种种清规戒律，是自设心狱，束缚手脚，是极不利于散文的创作和繁荣的。
有的人瞧不起散文，如劝人别忙于写小说，先写写散文。仿佛散文是小说的练习。其实小说重叙述，诗重抒情，而散文则常常兼而有之。如何处理，才能妥当，是颇费心思的。我写散文很多时候是要求自己“辞达而已”。辞达，别瞧简单，做起来却难。许多时候哕哕唆唆说了很多，却不知所云。周作人的散文是越到老年，抄书越多，也越写越短。在他看来，述比著更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而表达完就好，至于长短都是次要的。当然，长短不是划一的，倘有许多的意思要表达，更多的篇幅也不嫌其长。风格上当然还是百花齐放好。俗话说，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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