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长江文化大系·商界精英:长江流域的金融与巨家》:
一 长江流域的金融
具有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的长江流域,其支流四通八达,天然形成一个相互交流、沟通的网络。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理区域,经济活动的媒介——货币,呈现出质地、形态各异的情况,诚如司马迁所言“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
春秋战国时期,在南方颇为流行楚国的“蚁鼻钱”;汉代时随着国家的统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富商大贾到全国各地经营的现象逐渐增多,于是吴越及蜀地的吴、邓“半两”钱遍天下;三国两晋时期,“五铢”、“货泉”、“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等行于吴越、巴蜀之地;刘宋时期,在“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的“元嘉之治”盛世局面下,“四铢”钱在江南广为接受;繁荣的盛唐,“开元通宝”通行各地,江南产生了“扬一益二”之类的商业城市,具有早期金融机构性质的质库、柜坊、金银店林立西市;宋代蜀地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达65斤,折成大钱,一贯有12斤,进行集市买卖,倘若用三五贯钱,便很难携带,更别提数额巨大的贸易往来,严重影响了商品交流,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了。
明代初年,铸造铜钱费用很高,周转不易,且盗铸难禁,遂发行大明宝钞。由于政府对宝钞的回收力度太小,导致宝钞不断贬值,社会认可度变低。宣德年间,户部曾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明英宗以后,明代进入以白银为主、银钱兼用的时代;清代仍是银钱兼用的货币政策,后因白银大量外流及制钱质量下降,导致银贵钱贱,铜钱的社会信誉度急剧下降。
明清时期一直存在钱钞、银钱、银钞兼行的货币政策,这就需要相互间的兑换。尤其长江中下游的荆楚、吴越、淞沪一带,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汉口、沙市、鄂州、苏州、扬州、南京、松江等地,出现了专门从事货币兑换的钱肆、钱桌。如《东华录》卷十五载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副都御史许三礼弹劾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两,利息是每月三分,让盐商项景元在扬州做生意。布商陈天石从徐乾学处领本银十万两,在“大蒋家胡同开张当铺,其余银号、钱桌,发本放债,违禁取利”。
近代以来。随着大宗贸易、埠际问交易的进行,现金往来的弊端愈发突出,这样便出现了钱店、钱铺、钱庄以及票号。
苏州系江南货物大集散市场,南北往来的货物多集中于此。清光绪初年,苏州的钱庄便有很细致的分类,规模大的钱庄负责交易饷需钱粮及往来汇票:其次是在大街闹市收兑宝银或与其他店作兑换银钱交易,资本一般不大;规模最小的是给过往客商兑换银钱或兑换外国银元。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货物吞吐量巨大,每天都有大笔交易进行。据黄鉴晖《中国钱庄史》所统计,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上海城区和租界内的钱庄共有120家,规模大的每家资本有3万~5万两,规模小的资本有500~1000两。
九省通衢的汉口。便捷的水运交通使其成为沟通长江中下游的纽带,商贸往来频繁,需要大量的融通资金。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湖广总督赵尔巽奏疏称以前汉口各银号,每家都必须储钱万串或数千串,以便应付兑换之需。从有铜币以来,“皆赴官钱局随领随销,无需多储,虚耗息金。以武汉大小银号一百四十余家”。
西南商业重镇成都,作为西南主要的商品集散地,在清末有票号10多家,钱庄100余家。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各地开埠通商和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以及外来近代银行的示范效应,长江流域的银行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中央银行先后在上海成立。20世纪20年代,不仅中国、交通、中南、大陆、金城、盐业、中国实业、四明、浙江兴业、中华懋业和农商银行等落户汉口,外资银行如汇丰、花旗、华比、横滨正金等也皆在汉建立银行或设置分行。位于上游的四川,则兴起中国银行、裕通银行、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重庆银行、川康银行等,可见长江流域金融业的发展之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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