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向你展示如何了解数字时代的意义，让你明白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对理解你所处的当今世界大有裨益。你们当中许多人生于、成长于技术和互联网世界，可能已经对大众传媒有了深刻的了解。因此，我们把你们称为“数字土著”；而那些正在向数字时代过渡的人，我们称之为“数字移民”。
　　作为数字土著，你们已经在很多方面同时成为大众传媒的深度参与者。你们是社交媒体的活跃分子，通常在脸书或推特上与数百个“朋友”交流；智能手机对你们来说既是发送短信的工具也是媒介的门户；虽然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但你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互联网观看电影、电视。你们获知新闻的主要来源很可能是网站和博客。作为数字土著，你们可以娴熟地运用包含音乐、游戏、电影、电视的集成媒体，使之成为一个广阔的、非线性的、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与编程的、媒介丰富的、数字化的第四维。
　　但是，娴熟运用当今的大众传媒技术与积极参与互联网传播并不能代表大众传媒体验的全部。今天，媒介渠道多种多样，媒介内容铺天盖地，作为大众传媒的消费者，人们很有必要了解、熟悉相关知识和技巧。
　　21世纪的大众传媒充满动力，复杂而包罗万象。我们需要了解大众传媒的演变以认识、分析那些影响和引导大众传媒业在我们有生之年发展方向的力量。
　　今天，新闻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同时，资讯和娱乐节目的选择愈发多样。因此，识别和了解媒体倾向性、选择自己需要的内容、甄别有价值的东西与聒噪的杂音，就成为我们需要具备的技能。这样的任务听起来好像有些吓人，但我们必须学会应对，否则就会陷入媒体批评学者理查德·索尔·沃曼所提出的“信息焦虑”中：
　　因为我们所了解的与我们认为我们应该了解的之间存在着不断扩大的差距，所以就会产生信息焦虑。它是资讯与认知之间的黑洞。如果我们获得的信息不能告诉我们想要或需要知道的东西，就会产生信息焦虑。
　　理查德·索尔·沃曼是建筑师、平面造型设计师、作家，也是研究如何使信息更易懂的先驱。他首创了“信息结构”和“信息焦虑”这两个概念。
　　传播学领域大多数人认为，大众传媒理论之父是加拿大哲学家、教育家和媒介批评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他是研究大众传媒对社会影响的一位真正杰出的理论家。麦克卢汉关于现代大众传媒以及“媒介与信息”之间关系的分析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大众传媒的角色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塑造整个20世纪以及21世纪初始阶段的社会发挥了关键作用。麦克卢汉的著述《理解媒介：人的延伸》重点阐述了一切个人与社会传播都离不开媒介的理论，指出信息即在媒介内传播。从印刷到电话、收音机、电视和互联网，新技术带来了人类传播媒介的变化，与此同时，人们与他人联系方式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人类传播活动所依赖的技术手段与大众传播运转中的动力不可分割，与被交流的信息的内容也不可分割。这一理论观点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例如，我们不可能把一个电视新闻报道的效果与这一报道赖以传递到我们的媒介分割开来。一则关于恐怖爆炸的新闻的影响力也与此事的实时视频分不开，因为它给我们一种几乎是在事件发生现场的体验。
　　从我村到地球村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写道：“技术的影响并非发生在意见或概念层面，而是慢慢改变感觉的比例（感觉的平衡）和知觉的模式，而我们对这一切的发生毫无抗拒。”
　　麦克卢汉的理论告诉我们，大众传媒最重要的影响源于它们如何影响我们最基本的知觉和思想过程。技术驱动的大众传播，更具体地说，全球性的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对我们如何认知事物和思想具有深远影响。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和扩张，已经并将继续削弱个人的文化和国家认同，成为全球文化融合的最重要的单一驱动力。就是麦克卢汉最早把这种全球文化融合称为“地球村”。
　　一些传播学研究者误解了麦克卢汉的理论，认为他暗示了大众传播的“内容”并不重要。其实正好相反，麦克卢汉的观点是，当我们考虑大众传媒的内容及其借以传播的媒介（渠道）时，从传播效果角度出发，两者是互不可分的。在麦克卢汉的理论发表了50多年后，现在研究者大部分接受了他的理论。麦克卢汉提出，电子媒介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和暗示与正在发生的文化融合和世界观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关联，这一理论已得到大多数研究支持。麦克卢汉所想象的地球村是否能够最终形成，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
　　接近性与媒介空间
　　根据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的理论，人类的成功、进化乃至生存主要依赖大众传播即刻转变社会的能力。这样的变革自然会导致我们观察和参与世界的方式的改变。同时，媒介技术赋予参与者的力量与机会对他们作为地球村的公民提出更多的要求。
　　如果拥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所有信息与交流都可以同步传达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因为信息与交流正在以光速传播，从理论上说，世界上所有事件与信息都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拥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所有信息与交流都可以同步传达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显然，这一同步发生和获得理论面临着重要的逻辑、经济甚至阶级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无法全部解决。不过，库兹韦尔等人则认为，大众觉醒很可能会在21世纪后期的某个时间成为现实。
　　有意思的是，当麦克卢汉就电子传播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理论研究时，反复提到他的接近性概念，即通过数字媒介把距离最小化。通过反复提及“接近性”这一概念，他暗示了所有大众传媒都是以某种电子形式进行传播的，甚至出版业也数字化了，比如《今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印刷媒体已经开发了网络平台。麦克卢汉说：
　　没有时间和空间能把事件隔离开。每天，大量信息和影像互相挤撞。这一过程产生的共振如同一个乡村酒馆或是人们聚在一起八卦闲谈发出的乱哄哄的声音。没有距离让人联想到这如同一个村庄……
　　我们今天所处的媒介空间是一个多维的电子环境，其中心同时散布于各处，边界根本就不存在。它不能按照我们惯常对空间和环境的理解那样进行再次划分；相反，媒介空间“既是被压缩和不可分的，同时也是延伸的”。这种趋势对于个人隐私意味着什么呢？这种接近性以及推动它的技术创新会增进跨文化理解和包容，还是会因为我们急于重新界定和设立个人和社会的边界而减少跨文化理解和包容？以上只是今天大众传播学者要面对的复杂问题中的几个。
　　聚合：理解数字时代的大众传媒
　　数字时代大众传媒的另一个不同的趋势就是融合——传播信息和媒体内容的机制的融合。推动这种融合的是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的发展也提高了这个网络世界里人们获得信息的速度和能力。本书始终强调聚合是大众传媒在这个时代的主要趋势，本书也承认，适宜技术问题是理解大众传媒的一个关键要素。换言之，仅仅因为技术革新使得个人、社区和社会能够借助大众传媒进行越来越复杂的系统交流，并不能自动证明这些系统是某种形式传播的最好平台。无论我们的世界变得如何“有线”，人们依旧渴望并寻求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分享信念与思想。人类生活的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很难摆脱这种基本需求。不过，会变化的是我们将会面临多种选择来决定在哪里、如何与他人联系。我们都是大众信息和交流这个充满动力世界的参与者，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与之相连。
　　或许解释大众传播融合的最好案例就是2010年苹果iPad的问世。这是一款基于网络技术、移动的多媒体平板电脑。这一新技术代表了物理融合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大众传媒下一阶段发展方向的例证——内容与
　　新技术发展带来了信息传播速度的提高，这既带来巨大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商业的融合。媒介融合正在给消费者带来未曾想过的机会和选择，同时，也给媒体内容制作者和提供者带来挑战。这一运动正在迫使人们重新构建商业模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威胁一些传统形式媒体的生存，如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和主要唱片公司、作家和出版商，以及新闻机构的记者和编辑。
　　新技术发展带来了信息传播速度的提高，这既带来巨大的力量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使我们的传播变得直接而迫切，几乎不给我们留下判断信息相关性、可靠性和真实性的时间。面对模糊的信息和试图获得吸引我们注意的声音，我们要应对的挑战是，从噪音——那些让我们注意并做出反应的杂音——中挑选出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
　　应对信息轰炸
　　我们每天被信息轰炸。这些信息来自大众传媒，来自电子交流工具（电话、手机、电传、电子邮件），来自印刷媒体（报纸、杂志、书籍），来自塞满了邮箱的“蜗牛邮件”，来自上司、同事、邻居、朋友和家人的口头交流。这些信息不分时间和方式滚滚而来，在我们眼前、耳边晃来晃去，因此选择和使用这些信息就成了我们每天要应对的挑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技术创新正在使他们可以主动、明明白白地参与这一过程。但同样的技术也让我们每天陷入政治广告、脱口秀明星和电台访谈评论以及政治游说信件和电邮的洪流中。如何从这一大堆聚集在一起的政治包装的套话虚词中提取可用、有效的信息，即使是对头脑最清楚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能力的考验。
　　幸运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天生有这样一种能力：“关掉”或对那些并不直接相关或是我们无法处理的信息刺激视而不见。换言之，作为有效的大众传媒消费者，我们学会了过滤信息和媒体内容以此避免来自媒体的超负荷信息。如果没有能力迅速甄别直接相关信息并淘汰无关噪音，那么诸如开车这样的日常行为可能都无法安全完成。最近有人研究了信息和交流技术应用到汽车之后对司机注意力的危险影响。这些技术应用包括智能手机、GPS导航系统、掌上电脑、立体声收音机和CD播放机、车载DVD，甚至是车载迷你微波炉。这一研究表明，我们可以随时自动限制进入的刺激信号。
　　伊利诺伊大学的丹尼尔·西蒙斯做了一项今天看来很经典的研究：一群实验对象被要求一边观看一场令人兴奋的篮球比赛录像，一边数传球的次数。在录像当中，根据研究者安排，一个穿着大猩猩外套的女人挥手出现在画面中央。几乎一半的实验对象称自己根本没有注意到录像中的大猩猩，即使它确确实实地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对于这群人，大猩猩的出现是他们所未曾想到的，脱离了他们的语境，与他们要处理的信息、与他们要完成的任务无关，因此，他们对大猩猩的出现“视”而不见。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这样的场景中：一个人在自己每天必经的路上一边驾车一边接听手机，撞上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行人或骑车的人。这位穿越马路的不幸的行人肯定是在人行横道上的，但她的出现出乎开车者的意料，而且在那一刹那，与开车者要处理的其他信息刺激相比，她的出现被开车者下意识地判断为不相关的信息。这位行人失去了生命，因为她的图像被归类为周围的“噪音”。司机则恐惧地哭叫着，说他“根本没有看到她”。他确实没有“看到”：因为这位行人是他大脑已经习惯了关闭掉的噪音的一部分。
　　大众传媒的技术进步让我们在21世纪早期发现了自己，也带来了人类的进化：人们具备了同时有效处理与日俱增的大量信息的能力。
　　大众传媒的技术进步让我们在21世纪早期发现了自己，也带来了人类的进化：人们具备了同时有效处理与日俱增的大量信息的能力。不用想太远，想想10年以前就可以说明问题，试着回忆一下那时候你每天需要应对的信息量，还有那时传递信息的媒介以及你当时使用的传播工具是什么样子。然后再想象一下，2020年或2030年的时候你们能够做什么，或是不得不去做什么。技术决定论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与价值观也必然发展变化，整个人类也是如此——自从有了人类历史，我们就一直展现出令人无法想象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媒介使用机会与媒介超负荷
　　大多数关于信息超负荷和信息焦虑的讨论都源自理查德· 索尔 ·沃曼的著述。沃曼是平面造型设计师、建筑师、教授，曾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奖金以及古根海姆奖和钱德勒奖。他写的书引人入胜、非常有趣。沃曼关于信息焦虑和信息过滤的观点，见解深刻，值得所有与交流和传播有关的人一读。沃曼写道：
　　《纽约时报》工作日版每天包含的信息比17世纪英国人平均一生获得的信息可能还要多。过去30年中制造的新的信息要比之前5 000年的信息总量还要多。目前，世界上平均每天出版大约1 000本图书；每八年，通过印刷媒介传播的知识就要翻倍。
　　信息量激增，大众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每天面对的媒体内容目不暇接，这些遮蔽了有意义的信息与无用信息之间的界限，让我们难以从所获得的信息中甄别出有用的知识。例如，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历史上影像最为丰富的时代，但人类有效接收、处理和传播影像的能力却有限，尽管这种能力还在发展。这些约束就会限制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因此曲解就不可避免。不是我们面前的所有东西我们都能够察觉，对什么东西产生注意，我们会有一种自动选择性。需要我们关注的影像数量越大，
　　沃曼提倡用以下方法应对信息焦虑：承认你自己永远不会把所有的事情弄明白，因为你得到的信息太多太多。然后发展一种个人媒介内容处理“理论”，作为自己的“智能盔甲”，只允许某些信息进入，而其他无足轻重的信息可以屏蔽掉，碰都不要去碰，更不要为之去分心。
　　我们越会被迫进行选择，因此我们的世界观也就越发被歪曲。大众传媒传递了丰富的影像，也促使一些形式的媒介偏见的产生。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一问题。这个现象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的选项越多，我们越有可能产生某种形式的信息焦虑。沃曼提倡用以下方法应对信息焦虑：承认你自己永远不会把所有的事情弄明白，因为你得到的信息太多太多。然后发展一种个人媒介内容处理“理论”，作为自己的“智能盔甲”，只允许某些信息进入，而其他无足轻重的信息可以屏蔽掉，碰都不要去碰，更不要为之去分心。
　　今天的内容制造者，包括新闻工作者，有责任制作、传递有益于培养使用者有效处理有用信息的能力。思想是我们理解事实的积木，但是，如果太多事实以一种失衡的、不合时宜的方式传递到我们面前，也会影响我们的理解。有效的媒介消费者有能力识别既相关又有用的信息，因此可以矗立于信息噪音洪流的潮头。如果信息和媒介能够通过清楚的影像和信息吸引并定格接收者的注意力，那么就会自动形成一种亲和路径，把消费者引向某一信息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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