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新闻是主流媒体的重要内容，全媒体背景下时政传播如何满足受众的需求，是学界和业界面临的新课题。2014年4月10日，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国内部共同主办了“2014中国时政报道研讨会”，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社、凤凰卫视、新浪新闻中心等国内主流新闻媒体和商业网站的专家学者和资深媒体人参加了研讨。本次研讨会以“全媒体背景下时政报道的创新”为主题，在总结2014年全国“两会”报道经验的基础上，围绕“两会”报道的全媒体探索、时政报道如何与大数据结合等议题，探讨了“两会”新闻和时政报道的观念及策略创新。本刊依托此研讨会，并整合了相关专家关于时政传播的思考，推出“时政传播”专栏。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4（上）》：
　　二、议政资源浪费不容忽视
　　如此节俭务实办“两会”，对控制会议成本、防止无谓浪费的意义显而易见。不过作为媒体人在赞叹这一重大进步的同时，或许应当关注另一种弊害更深的浪费现象——议政资源的浪费。
　　我们姑且把这种浪费分为显性浪费和隐性浪费两类。
　　先说显性浪费。《中国青年报》报道，3月11日上午，在政协最后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文艺28组组长陈晓光自嘲是“看门的”，该小组共48人，却有17人缺席且均未请假。
　　一个48名委员的政协小组，就有17人“溜会”，这个比例，竟然发生在全国“两会”这个参政议政、共商国是的平台上。今年“两会”伊始，有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样告诫新代表：“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67万人的沉默。”这个告诫值得回味，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代表着67万公民，在“两会”上“溜会”，说严重些，就是渎职。
　　“两会”期间，肩负百姓重托、承担建言献策重任的代表委员，应克服“千忙万忙”，把人际交往、生意应酬等放到一边，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会议，释放民主监督的蓬勃活力。既然来到庄严的“两会”会场，任何个人的工作、事业与生意都比不上参与国家大事重要。尤其是明星委员来到“两会”，更应有所担当，对国计民生更要负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因为他们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遏制代表委员缺席还要有强力的制度监督，比如“溜号”多长时间、多少次就应该“除名”，完善制度淘汰，劝辞那些只坐享荣誉而不履职不议政的代表委员，确保对“溜号”者动真格，以此倒逼代表委员把议政责任最大化。
　　对于一些代表委员的缺席，媒体有责任大声追问：“您干什么去了？”因为他们依法履职、参政议政，事关百姓的改革利益。正因为如此，所以媒体问，“赵本山委员干什么去了？”并不是单单地在问赵本山，而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媒体是否监督好了代表委员，让他们不得不保证议政的应有出勤率。只有媒体的每一双眼睛都紧紧盯着代表委员，才能让他们不敢不积极出勤议政。这样一来，百姓的公共利益才能在全国“两会”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平台上得到最有效的维护。
　　确保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上的最少缺勤，一方面有赖于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性，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媒体的监督。代表委员是我们的代议士，代表百姓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假如媒体不切实监督好代表委员，就是对国家、对我们自己的高度不负责任。
　　还有一些代表委员人虽然坐在会场里，但是或者自始至终都在玩手机，上网发微博、微信；或者打瞌睡魂游会外，这类“躲猫猫、打酱油”行为，不仅伤了公众殷殷期望之心，也是对议政资源的典型浪费。
　　与上述显性浪费相比，不容忽视的还有议政资源的隐性浪费现象。
　　【现象一】广东东莞市市长袁宝成在2014年3月3日下午广东代表团第一次全体大会结束后被记者堵住了，面对“扫黄”和东莞经济发展问题，袁代表接连以“嘿嘿”作答，当记者追问“您好歹说一个字吧”，袁宝成答“你们辛苦了”。《法制晚报》抱憾，袁代表错失互动机会：“既然回避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加剧人们的误解，何不大大方方地直面公众？”
　　针对那些“哑巴”代表、“打酱油”委员，有媒体劝其“既然这么怕被记者围堵，就不要再来开会了”。更有网友援引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表态：“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需要更多更好地搭建平台、拓展民主形式、增加协商密度，让委员愿讲话、敢讲话、讲实话。”“要创造条件，让代表、委员躲得了媒体追问，躲不了行政问责。”
　　何必视媒体为洪水猛兽？代表委员和记者在“两会”上的良性互动，不仅有助于消除隔阂，以正视听，更有利于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代表委员在网络时代的谨言慎行可以理解，但面对记者不敢说、“失语症”、“求脱身”则令人费解。代表委员是否敢言，不仅考验其胆量，也反映其议政的态度和能力。一些代表委员的躲闪，除了准备不足之外，更让人忧心的是对责任的冷漠。“求脱身”不应成为代表委员的常态，毕竟，多一些有来有往的互动和交锋，老百姓就多一些对政府的信任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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