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苏联政党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等。先后主持“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苏共执政合法性的再生产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等省部级以上课题八项，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研究多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参与编著《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学术著作。

　　《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之最终成果。通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在中观层面上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苏联国家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之下的强化，并详细阐述了苏联国家对社会进行渗透和控制的手段，以至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最终形成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小社会”。然而，这种社会的高度同质化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而是隐含着一种物极必反的政治逻辑。在强大的国家政权面前，苏联民众的隐忍与沉默，这种表面上的“服从”，并不能生产出政治合法性，反而在瓦解着政治合法性。但由于苏共未能从传统的执政方式中走出来，未能形成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原因的一个侧面。

　　3.1作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
　　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是从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内，而是从体制外产生出来的。自其诞生开始，它就把批判和否定现存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合法性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但是，资产阶级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统治，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这一历史法则的执行者，并往往要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实现这一制度的转换。而这种暴力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全部力量”，“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①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反体制特征”的“特殊政党”。②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求其必须组织成为“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③这个“特殊政党”的根本涵义在于，首先，它强调“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并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而所有的教育、宣传和组织都是进行革命的手段；其次，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经由最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革命思想从外部“灌输”到绝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去，使他们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最后，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反体制性质，注定它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异物，也注定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往往处于被排斥的边缘地位，因而需要以内部整齐划一和高度凝聚来抵御外部环境的压力和争取有利的地位，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坚定性，“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敌对的对立”；①组织上有“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决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
　　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中，共产党已经被赋予了高度内敛的特征，鲜明的立场、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统一的行动，这些要素作为一种内在基因和遗传密码，对于后来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方略和组织模式及其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结构形式，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党的“中央集权制”与后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强调的集中制是有区别的，前者设想的是“工人政党在已由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夺取政权”，②而后者则是完全被剥夺合法存在的前提下强调高度的集中。
　　受俄国落后的历史文化和残酷的专制制度以及由此型塑的革命传统的影响，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主要是由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并且他们只能在非法的状态下进行地下秘密活动，特加乔夫的“少数人”“密谋”的思想和列宁“从外面灌输”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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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2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演进
2.1 西方学者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史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2.3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几种模式

3 苏联国家政权的建立
3.1 作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
3.2 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确立
3.3 “党治制”成为苏联国家政权实际走向的结果

4 赶超型战略下国家职能的强化
4.1 实施赶超型战略的内外条件
4.2 赶超型战略的实施与高度集权体制的形成
4.3 赶超型战略的社会后果

5 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
5.1 国家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及其表现
5.2 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
5.3 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形态

6 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和冲突
6.1 社会同质化背后的社会分化
6.2 不被承认的社会分化与现实政治的扭曲
6.3 “小社会”的反抗

7 结语：对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反思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