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在同其谈话中，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方针，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在中苏大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还以沉重的口吻谈到斯大林时期在领土问题上“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这个历史性谈话该不该算到这个“一贯”中呢？
可见，以党和个别领导人某一时期的部分论断代表我党“一贯”的“评价”，是非历史的，是不科学的。
实际上，我党及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评价，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情景，依据新的历史经验，说法是有区别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真正的“科学的”“正确的”评价，内容比这《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叙述的要广泛得多，丰富得多，全面、系统得多。
那么，依据什么作为“评价”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的标准呢？唯一的标准不是“言论”，而是“实践”，是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离开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去谈“评价”，是无法得出合乎实际、合乎道理的结论的。
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最受世界瞩目的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中创立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了改革开放前30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又彻底地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可以说是革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本身就表明：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要重新思考体制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夕，邓小平又说：“我国过去搞社会主义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有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把苏联模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改革开放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可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权威的“评价”。
从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后者相对前者，其特色和优点主要是：
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上，第一，中国模式放弃了斯大林的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来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乌托邦理念和道路，摆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实实在在地把“发展”当成“硬道理”和“第一要务”，发展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又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同时重视政治的保证作用和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第二，从单一的公有制、且越大越公越好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不搞私有化。第三，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防止“市场万能主义”的影响，重视“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上，中国既不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也不搞苏联式的一党制以及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新时期出现的基层自治制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先后在党的权威文献上庄严申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灵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国家宪法，强调人的尊严和体面生活；把政治文明建设放到突出地位。这些正是社会主义史上的巨大进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斯大林体制下曾经发生的无视人权、践踏民主、漠视法制，甚至滥杀无辜的不文明理念、行为、体制划清了界限。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绝不能用千百万人的尸体来铺路；用人的头盖骨作酒杯，喝下的不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美酒，而只能是苦酒和毒酒。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上，苏联模式的经济关系，在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指导下，不同世界接轨；文化上更是要紧锁国门，“御敌于国门之外”；但军事上和政治上则是搞对外扩张，直至争霸世界。所谓“政治上扩张”，指的是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把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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