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当年12月1日和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重要文件，“三反”运动由此在全国展开。在“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因而有了1952年2月上旬由各大城市开始的“五反”运动，并且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简称，这两次运动彼此联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本书即讲述这段历史。

　　★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毛泽东

　　1945年7月1日，延安机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亲赴停机坪迎接客人。
　　只见飞机停稳后，黄炎培和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冷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步下舷机，毛泽东等人则兴奋地迎上前去。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比毛泽东还要年长15岁。他出身于秀才家庭，因从事反清活动曾被判过死刑，幸而逃脱，亡命日本。后投身辛亥革命，任同盟会上海负责人。民国后，他拒不做官，曾遭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抗战胜利前，他联合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等，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和谈。同时，致电毛泽东。
　　三周后，毛泽东复电，邀请诸公访问延安。
　　在延安，黄炎培等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延安没有一寸荒地。
　　延安没有一人闲荡。
　　延安有大学，包括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文学院。
　　延安有医院，乡下有医疗队巡回各乡。
　　延安有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可以提意见，意见可以直达主席毛泽东。
　　延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延安朝气蓬勃，同蒋介石的重庆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黄炎培一行在延安转了一圈之后，他已经坚信，一旦内战烽烟四起，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毛泽东。
　　所以，当毛泽东和黄炎培谈话时，黄炎培不再对毛泽东如何打败蒋介石有任何疑问，他担心的是如何坐江山的问题。
　　7月4日下午。毛泽东的窑洞。
　　一片欢笑声。
　　黄炎培将一幅画打开，说道：“这是沈钧儒三子叔羊画的，老朽不揣浅陋，题诗一首，请润之弟赏玩。”
　　毛泽东一边将画展开，一边念道：“‘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好，好啊。红军长征，路过茅台，有战士调皮，在酒池里洗脚，如此的酒你们还要喝，可见诗画作者对红军、对共产党和对我毛泽东的诚挚感情啊。润之谢了。”
　　一阵寒暄过后，毛泽东坦诚地问道：“任之先生，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何感想啊？”
　　黄炎培历经三朝，久涉沧海，深知“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他慢慢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求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面对民主人士的诤言，毛泽东满怀信心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我们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实际上，担心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周期率的，不仅是黄炎培，还有其他社会名流。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将军同中共代表戎子和就有过这样的对话：
　　“我们国民党取得执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傅作义说。戎子和答道：“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30年、40年，就是50年、60年以后也不会腐化。”傅作义摇了摇头，表示不相信。
　　中国共产党和其领袖毛泽东对防止腐败、走出历史周期率是充满信心的，他们对防止腐败、治理腐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1949年初，西柏坡。
　　毛泽东舒展了一下工作了一个晚上且有些麻木的胳膊，慢慢地走到院子里，冷冷的空气迎面吹来，整个人立即变得精神起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就要到来，最艰苦的日子即将过去。为了革命全局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
　　要去北平的消息使所有的人都十分激动，毛泽东也不例外。但在他的心目中，进北平不仅是一个胜利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考验的开始，而且这个考验还很严峻！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原来的受“围剿”受迫害的地位转变为掌握国家政权、号令天下的地位；由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将中国共产党置于新的考验：执政的考验。中国共产党要在一个有两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缺乏科学、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度里执政，要避免腐败变质，这个任务无疑是十分艰巨复杂的。
　　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新学习。
　　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了起来，他说：“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京以后享福的思想？”
　　警卫排长阎长林回答说：“大家在讨论时，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对大城市的花花世界，要做到贫贱不能移。”
　　毛泽东听了后高兴地说：“不错嘛，你们既有物质准备， 又有精神准备。”
　　接着毛泽东又饶有兴致地问大家有什么想法。
　　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有的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
　　还有一个战士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了吧？我吃小米实在是吃伤了，不吃小米就好。”
　　毛泽东一听，立即说：“这不，思想问题就出来了嘛！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记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时间内也还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讲到这里，毛泽东又再次提到了李自成的教训：“我们进城以后，还要建立新中国的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做官。不管多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成了李自成了。”
　　警卫员告诉毛泽东说，周恩来副主席早就给中央机关人员做了指示，所有人员3个月之内一律不准上街。
　　毛泽东说：“好！好。还是要有纪律做保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背纪律！”
　　1949年3月23日，动身的日子终于到了。
　　凌晨3点多钟，毛泽东破例早一点休息了。等他睡了一觉醒来，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他了。
　　见毛泽东出来了，周恩来迎上前去，问：“没有休息好吧？”
　　“休息好了，睡一会儿，精神就好了。”毛泽东轻快地说。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会很辛苦的。”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了。
　　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这时，毛泽东一脚踩在车上，一脚踏在地上，把手一挥，坚定地说：“决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
　　就这样，毛泽东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衣服，逆着那条李自成溃败的路赴京“赶考”去了。

一、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他满怀信心地从西柏坡到北京去“赶考”
二、面对贪污案件越来越多、浪费现象严重、官僚主义盛行的严峻现实，共产党决定“向自己开刀”
三、刘青山、张子善大案震惊中南海，毛泽东举起开国反腐第一刀
四、毛泽东亲自督战，周恩来具体部署，贺龙带头上前线，罗瑞卿火力最猛。
五、打响围剿腐败分子的人民战争，各地群众掀起检举高潮
六、面对高压态势，贪污腐败分子纷纷作出选择：“我坦白，我交代”
七、“无毒”问题严重，毛泽东决定重拳出击，“五反”斗争迅速展开
八、“三反”运动进入“捉虎阶段，毛泽东指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