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党建设研究丛书：参政党与中国现代文明发展》：
同样，政党政治的运行机理也预设着规范权力运作的命题。虽然政党是具有明确权力指向性的组织，但政党并不是权力组织。对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野而言，政党属于社会组织。毛泽东明确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党是联结公众和社会公共权力的桥梁，政党的本质在于它作为一个把大量的官员和公民联结在一起的机构，为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或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沟通提供了一种手段。政党组织的社会性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参与国家事务和直接接触权力的机会和渠道，提高了人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拉近了国家权力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从而使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在更广的范围内成为可能。人民更多地参与客观上构成了对公共权力的一种外部制约。政党组织提供民众政治参与的机会，民众通过政党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和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政治提供了社会制约权力的一种通道。不仅如此，政党组织自身的规范性也是实现权力规范的基本形式。任何政党要想有效地实现政治目标、履行政治功能，就必须首先使政党自身运转起来，在内部形成良好秩序与政治合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组织体系和组织原则，通过内部规范来确立党员、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行为，正确处理党内关系。从世界政党的实际来看，无论是大党、小党，组织严密型政党还是组织松散型政党，都具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和组织机构。在政党的组织原则方面，各政党都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来规范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以及上下级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组织纪律上，政党都具有组织纪律性。各政党都会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组织纪律来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尽管有的政党比较严格，有的则比较松弛。但无论如何，政党组织都具有自我约束的组织属性，这种组织的内部约束构筑了权力规范的预防网络，为权力规范运行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政党组织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政党组织体系和行为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以保持政党组织的活力和生机。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认同的危机都迫使各政党高度重视加强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改变传统的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提升政党形象，增强政党对民众的吸引力。正如亨廷顿所说，“一个处于不断发展的体制中的政党需要进行改组”。这种外部压力和延续性危机客观上有利于打破政治生活中的僵化、保守状态，保持政治对社会变化的敏感，以便在权力行使中及时调整，实现自我净化和发展。
与西方政党政治的原生型形态不同，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是在革命救亡、革故鼎新的主题下引入并转化的。革命性政党是各政党的典型属性。从根本上说，革命性政党的出现和发展缘起于对国家权力纯洁性的渴望和期盼。由于旧政权权力纯洁性的偏离和疏远，人们对现有政权和社会秩序缺乏信心或支持，积累了深厚的革命基础，形成了革命性政党引进和萌芽的生长条件。同样，革命性政党的成长壮大也依赖于权力纯洁性目标的实现。建立权力纯洁性的革命目标以及由此唤起的革命热情是动员革命的最有效手段，而革命后能否呈现权力纯洁性的局面则是衡量革命成败的重要标准。
循着这样的逻辑，中国的政党政治经历着曲折的发展过程。从第一个全国性政党组织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从辛亥革命的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间中国的政党政治进行过多种尝试。大体来说，中国政党政治的选择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主要是民国初年仿照西方议会政治的竞争性政党实践、孙中山先生提出并实行的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思想、蒋介石实行的国民党专制独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成功确立。在各种形式政党政治的尝试过程中，尽管有着国情适应性及其他政治生态的束缚因素，导致各种政党政治实践形式的失败，但从根本上说，没能有效解决权力纯洁性问题不能不说是其他政党制度形式试验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革命对权力纯洁性的依赖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无修饰的革命场景及其实践需求构筑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形态。正如毛泽东所说：“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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