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德阔，男，安徽省霍邱县人，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和徽商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2部、译著1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参与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徽州村落的研究与开发”等若干项科研项目。

　　《“韦伯式问题”的徽商经验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的终期成果，旨在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核心观点进行学术对话，在方法论上弥补了”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缺失问题。研究发现，徽商有”超越性动机“，把宗教精神转化为社会责任感；徽商也有”理性化过程“，选择有效手段达到商业成功目标；徽商勤俭持家，敬业求精，将诚信作为经商准则，具备”入世苦行“品格；他们对世界不是消极适应而是采取一种积极的改造的态度。研究结论回应了”韦伯命题“和韦伯的”中国命题“，进一步支持了余英时的主要观点。

　　《“韦伯式问题”的徽商经验研究》：
　　徽州古村落多为一村一族，族有族长，族长下有支、房长之设，每房之下有数量不等的小家庭，从而组成了以族长为核心，以祠堂为象征，以血缘关系相联系且等级森严的宗族组织。村落内的每户小家庭按其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别属于不同的房系、支系，构成乡村聚落内在的网络结构。村落的领域界限和分布，往往也是由宗族势力所决定的。族与村、血缘与地缘的结合，是乡村聚落形成的内在关联因素。血缘的亲疏远近，是划分聚落内部空间的标准，村落内部不同的建筑方向、位置关系和联系紧密程度，都是血缘亲疏的一种反映。⑦如休宁茗洲吴氏村落，自元代迁居至此，宅屋群体排列规则，每列巷道设有门道，按房系嫡居住，他姓人不许混杂其间。
　　在这样的宗族制度下，祠堂作为家族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也成为聚落成员的精神生活中心。在聚落布局上，祠堂必然成为聚落中起主宰作用的、规模最宏大的建筑，是民宅组团和整个聚落空间形态的核心，一切其他建筑都以此为核心而布局，正如清代《宅谱指南·宗祠》中所言：“自古立于大宗子之处，族人阳宇四面围位，以便男妇共祀其先，切不可近神坛寺观。”宗祠建筑成为礼制空间的核心体，其他居住建筑为围合体，核心体与围合体的关系是社会伦理与家庭秩序的象征。祠堂的平面型制采用以享堂和寝堂为主要核心，并在其形成的中轴线，对称布置厢房、冥室，以及天井、庭院等次要部分，这种轴线明确、对称方正、主次分明的布局方式，正是宗法观念的具体体现。男尊女卑、阳贵阴贱、左尊右卑等一系列规则在祠堂空间划分上皆有鲜明的烙印。在建筑形体处理上，徽州祠堂往往以其宏丽的规模、高耸的形象成为村中心的标志性建筑。祠前建牌楼作为整个祠堂建筑空间序列中第一道象征性的大门，以它高耸的形象，在人们心理上对祠堂产生一种神秘、压抑、肃穆、恐惧之感，以收到“祭祀务须以诚敬”之效果。同时，牌楼又是高贵、庄严的象征，宗族以此来炫耀家族的政治地位。徽州盛行佃仆制，在村落选址上佃仆村庄呈现零星、无规律地分布在大庄园的边缘，导致甬道式宅居组团的出现。甬道是密集的宅居之间极为狭长的交通空间，提供仆人来往于堂前屋后，而不必在厅堂中穿越。凡相邻两宅对着甬道所设的侧门，均不直接相对，总保持一定的错位。甬道两端各有直通户外的大门，以及通往宅后的次门，其空间只供相邻两户共享，并不作为公共通道。这种宗族的土地私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村落内在构成和外在形态，以至于长期稳定地保存并且缓慢地变迁着。
　　《黄帝宅经》强调的“人伦之轨模”，在徽州民居建筑中体现得最充分。几千年来，徽州民居建筑都是在礼制和伦理的双重限制下发展定型的。为了体现儒家思想的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的空间位序，徽州民居空间在轴线上是以厅堂为中心的基本几何关系，以“前公后私”“前下后上”“正高侧低”为空间位序的基本原则。主厅堂在整个民居院落中地位最重要，位序最高。为了烘托主厅堂（正厅、中堂）的地位，往往在前面再加造前厅（下厅、下堂），有的居民在正厅之后也设置后厅（上堂），这样主厅堂、前厅、后厅就组成了一组核心空间，加强了中轴线的地位，此做法在徽州地区也被称为“三堂”，即上堂、中堂、正堂。中堂往往等级最高，开间最大，空间最宽敞。厅堂正中供奉祖宗牌位，其下置一桌两椅，为家庭中最尊者位置，其他成员亦按主次分座两侧。厅堂是长辈主持家法、训诫子弟、宣扬家规的场所。在其起居生活中，“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女无故不窥中门”①等伦理观念，严格地界定了宅居内部空间范围，以中门为界，前庭是会见男宾之处，后庭为女眷活动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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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韦伯式问题”
一、“韦伯命题”的涵义
二、“中国命题”的内涵
三、“韦伯式”的问题
四、经验研究缺失
第二节 徽州概况
一、地理位置
二、文化模式
三、形成动因
第三节 徽商与儒学
一、徽商的儒学渊源
二、徽商的崇儒表现
三、徽商的儒学反哺

第二章 徽商的“超越性动机”
第一节 “人世”与“出世”
一、新儒家的“彼世”与“此世”
二、道教的“即世而超越”
三、“内圣外王”
第二节 强固宗族
一、徽州“最重宗法”
二、编纂宗谱
三、建设祠堂
四、设置族田
第三节 报效国家
一、忠君
二、课税
三、捐输
四、抗倭
第四节 回馈社会
一、乐善好施
二、兴办义学
三、筑桥修路
四、救灾济荒
第五节 家国关系
一、家国同源
二、家国一体
三、家国同构

第三章 徽商的“理性化过程”
第一节 理性主义
一、韦伯的“理性主义”
二、新教的“理性主义”
三、儒教的“理性主义”
第二节 徽商的贾道
一、儒贾相通
二、以儒饰贾
三、儒道贾用
第三节 徽商的资本运作
一、资本来源
二、资本增值方式
三、商业利润
四、资本流向
第四节 徽商的企业制度
一、产权制度
二、治理结构
三、股份有限公司制萌芽
第五节 徽商的商业书
一、徽州契约
二、商业经验
三、商旅途程

第四章 徽商的“入世苦行”
第一节 儒家的节制有为
一、刚健有为
二、慎独自律
三、勤劳节俭
第二节 徽商的勤劳节俭
一、徽商的家规
二、徽商的节俭
三、徽商的勤劳
第三节 徽商的艰苦奋斗
一、生存环境：“不贾则无望”
二、从贾人数：“十七在天下”
三、活动区域：“无徽不成镇”
四、奋斗精神：“徽骆驼”
第四节 徽商妇的贞节刚烈
一、“以理杀人”
二、“新安节烈最多”
三、“一世夫妻三年半”
四、“女人犹称能俭”

第五章 徽商的职业观
第一节 儒家职业伦理
一、重本抑末
二、“四民异业而同道”
三、经济行为规范
第二节 徽州宗族的职业观
一、以士农工商为正业
二、禁止从事贱业
三、严禁游手好闲
四、业儒入仕和因才择业
第三节 徽商的儒贾观
一、“儒为名高”
二、“阀阅之家也不惮为贾”
三、徽州文人的辩护
四、“贾何负于儒”
第四节 徽商的职业实践
一、“虽为贾者，成近士风”
二、“其货无所不居”
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第五节 徽商的职业教育
一、专而求精
二、诚实守信
三、利缘义取

结语
一、主要结论
二、方法论争鸣
三、徽商衰落的原因
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五、实体主义方法
六、成果价值和不足之处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