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盐税历史文化丛书：中国历代盐税治税思想发展史话扬州盐业盐运盐税遗迹史考》：
刘晏整顿了盐税，改善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财政紊乱的状况。后被杨炎构陷而死。刘晏掌握唐王朝财政大权前后约二十年，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理财家。并且，为官清廉，他死后，官府抄其家时，仅得“杂书两乘、米麦数斛”。
刘晏当职时，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急剧转折时期。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海内富实”，国力强盛。可是，由于统治阶级奢糜腐化、政事不修，致使变乱突起。“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此，唐王朝所控制的人户减少，粮价飞涨，经济衰落，财政困窘。黄河流域及西北地区，屡遭战火，故迫使唐王朝的财政支点不得不转移到东南八道。但由于均田制度破坏，租庸调法的推行日趋困难，更兼交通破坏，物资运输不畅，漕运数量大减。面对如此困难重重的状况，刘晏决定另辟财源，以资挹注。
刘晏首先改革漕运制度，以雇佣劳动取代强迫劳役；改陆运为分段水运；并根据不同的江、河水道，修造不同的船只；又变散装为以囊装米。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使他能“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而完成漕粮转运。以往把江南粮食运到洛阳要用八九个月，改革后，仅需数十天。并且，每年运至太仓的粟达110万石，沿途损失无几。漕运的改革，满足了以关中为中心的唐王朝的军政需要，同时减轻了关中地区人民的负担。运粮船队运行千里，也是对心怀贰意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示威，提高了政府军的士气。漕运水道的浚通，也为商旅往来提供了方便，“舟车既通，商贾往来”，从而繁荣了经济。此外，刘晏的改革也为封建的强迫劳动向赋税转化开辟了道路。
其次，刘晏兼任盐铁使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盐法的措施。主张摒弃原来的盐完全由官产官销的政策，而主要依靠亭户（即专业煮盐的民户）自行生产，由官府监督盐商与亭户间的购销活动，并现场征税。积极扩大食盐生产规模，推广新的生产技术，以促进盐产量的提高。同时政府也直接经营一些盐场，招商运销。在食盐的运销方面，刘晏严禁私盐运销，禁止地方擅自对过境盐船征税，以保护贩卖官盐者的利益，有利于食盐的正常流通，百姓也无复税之累。在远离盐产地的地区，设置常平盐，如商运不来，盐缺价过高时减价出售，既保护消费者、贩卖官盐者的利益，也使国家有一定盈利。还允许盐商以绢换盐，每绢价一千提高二百以资鼓励。刘晏开始管理盐铁时，每年政府盐利收入才40万缗，到大历末年已增至600余万缗。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是时“夭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刘晏改革榷盐法，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大历年间（766-779），刘晏还对地税、户税进行了整顿。他纳税的时间分为夏秋两季，这为以后杨炎实行“两税法”奠定了基础。刘晏还扩大常平制度，一方面稳定粮食价格，救济受灾地区；一方面又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刘晏的盐税治税思想着重体现出两条原则：其一是征税的合理性原则。“知所以取人不怨”，也就是使百姓见予不见取而易于接受。如常平盐制度即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实施，确实达到了使“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贵”之目的。刘晏的“取人不怨”原则，与17世纪法国理财家柯尔培尔所说的政府取财应如“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可谓异曲同工。但刘晏这一思想，比柯尔培尔早了八百年之久。其二是税基稳定的原则。“因民之所急而税”，也就是说选择食盐这一广大人民所必需的日用商品为征税对象，因这些商品需求量大，税源丰富而稳定。这是刘晏特别重视盐利的原因所在。
刘晏税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注意发展生产，培养税源，加强对税收实物形态的保管及运输的管理，这在中国税收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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